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叙事的新形式 ——以《我不是潘金莲》《我不是药神》为例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和《我不是药神》通过互文叙事和循环叙事分别讲述了主人公李雪莲和程勇对自我存在的求证故事,其聚焦底层小人物,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现实问题,塑造了李雪莲、程勇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揭示、批判和反思了当下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扩大了电影的叙事容量,具有多元阐释的可能。     

诗性转向：喜剧电影《爱情神话》的城市空间叙事

“诗性地理”的审美建构,为观众提供了对城市电影空间叙事独特的想象和认同方式。《爱情神话》通过对上海城市地理空间的诗韵勾勒、社会空间的诗性洗濯、语境空间的诗性互文,将日常叙事与文化蕴涵灌注在空间叙事的展开过程中,使城市意象表征与人物塑造、城市文化传达交融共生。影片以诗性转向建构上海这座城市有温度有力度有角度的意象表征体系,从而形成具有浪漫主义底色、散文诗气质并与上海地域文化特性高度契合的城市空间叙事。     

《过界男女》的空间叙事研究

电影是时空的艺术,空间对电影的意义至关重要。电影中丰富多元的空间结构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也以其幽微精深的意指深化了叙事效果。电影《过界男女》正是借助空间叙事策略以完成电影艺术的叙事目的,影片不仅围绕"过界"主题建构起二元空间结构的叙事框架,还以空间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与线索,而且通过具有丰富意指的空间意象展现影片的审美意蕴,传达对现代人类生存的反思与关怀。     

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反复出现了水、烟雾、虎耳草等文学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在叙事话语层面进行的一种主动建构,具有推动情节、替代叙述、呈显心理、反衬创作主旨等多重叙事功能。作者凭借对意象的独特处理方略将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以及现代小说手法引入小说创作,使之成为构建其"诗化"小说的具体方法,《边城》也因此而获得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魅力。     

困兽犹斗：《无人区》之牢笼意象浅析

电影《无人区》里,牢笼这一意象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成为影片暗示和隐喻主旨的所在。本文通过这一影片中的意象,分析其在展现情节、表达人物心理以及推动故事发展、揭示主题所起的作用。     

兰斯顿·休斯小说《并非没有笑声》的意象叙事

兰斯顿·休斯在小说《并非没有笑声》中运用了大量的文化和自然意象来建构文学审美的黑人世界,以表现黑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迥异于白人主流社会的种族特质,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种多元意象的叙事不仅是小说的叙事内容也是叙事手段,体现了休斯多元文化的创作主导思想。     

论《围城》中轮船与家的意象叙事

针对《围城》意象研究基本阙如的现状，文章提取了小说的两个贯穿性文化意象，即轮船意象和家意象，对小说进行了新的解读。轮船意象属于文化意象，讽刺了现代盲目的出国热。从叙事功能来说，它具有设定背景、贯通结构和凝聚意义的作用。家意象在小说中是以意象系列的形式出现的，既指现实的家，也指其他各种象征隐喻意义和文化引申意义上的家。在《围城》这种散文化结构的小说中，它起到了凝聚叙事结构、揭示中心和升华主题的作用。轮船意象和家意象的互织互动，升华了文本的文化内涵，形塑了小说的审美风格，是解读小说的重要视角。     

《牡丹亭》中花园意象的构造方式

在《牡丹亭》中,花园是一个特殊的叙事空间和不断出现的意象。花园意象是一种包含了整体意象和意象载体的双重结构。在梳理归纳作者在文本中有关花园意象的描写行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文本中运用片段化描写和神秘化处理的两种方法,构造出了花园这个叙事空间。而这种空间在《牡丹亭》的整体叙事起到了重要作用。     

“岛＂之意象的内涵分析——对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小说《岛》的解读

英国女作家雏多利亚·希斯洛普的成名作《岛》讲述了希腊克里特岛上的一家人和麻风病抗争的故事。小说以佩特基斯家族为代表，他们由绝望到希望，由痛苦到光明，一步步前行、寻找，直到重获新生。对小说中“岛”之意象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岛”就是悲凉生活中的希望，是污秽之地的鲜花，而浇灌、滋养这鲜花的，是温暖、博大的人性之爱。“岛”之意象代表了希望和重生。     

双维共构:《1921》对主旋律电影叙事的创新

电影《1921》作为建党100周年的献礼影片，讲述了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担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让中国社会焕然一新的故事。不同于以往主旋律电影叙事强调主题化、典型性、历史感等一般策略，该片采用“双维共构”的叙事模式，通过主题叙事情感化、宏大叙事细节化、线性叙事断面化、英雄叙事诗意化等手法，对主旋律电影叙事进行了系列创新，文章运用文本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在整理、归纳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1921》的叙事策略进行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新的路径。     

《悲悯大地》的意象世界

范稳的长篇小说《悲悯大地》采用"在路上"的故事模式,融合虚构的故事情节和非虚构内容,将藏族地区历史、宗教、神话、风景、民俗等意象化地汇成一个神奇、多维的异度空间,具有多重审美意蕴和意象化叙事风格,表达了作者深邃的人性之思,是对悲悯主题的形象阐释。     

有声有色的陈家大院——论《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妻妾成群》的影视改编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小说《妻妾戍群》的改编首先呈现在电影文本的再创造上：人物冲突的选择性呈现,故事背景的南北转换,小说意象的影像化设置。其次,电 影在视听语言的叙事上,以对比强烈的色彩叙事、音响与环境的交融、典型场景的再现,形成了视觉与听觉上的冲击。最后,电影塑造了不同阶层、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建党伟业》 “辫子”意象之内蕴与叙事功能探析

电影《建党伟业》中有不少与辫子有关的情节与意象,这些情节与意象从1911年毛泽东理发延续到1920年辜鸿铭离开北大,贯通于《建党伟业》所叙历史。《建党伟业》中的“辫子”意象既是满清兴亡的标志,也是新旧体制与文化更替之象征。《建党伟业》中的“辫子”意象在材料取舍、线索拟建、人物塑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制作者们运用特定的影像技术,让“辫子”意象与其它类似的意象一起来实现既定的叙事目标。对这样的意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电影中的人物、事件与电影创作的原初意旨,也提醒观众对待传统与历史应有相对宽松与辩证的态度。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就迎来了突破。这一突破不仅影响了现代电影的创作与生产,也体现了当时电影界进步的美学观念。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集中地体现在海洋意象、海洋电影音乐以及海洋叙事风格三方面。海洋意象融入了女性形象的内在情感中,参与了女性形象的建构。海洋音乐对电影叙事的多重表达,突出地体现在《渔光曲》中,通过电影声画的同步结合,形成了作为海洋电影的独特审美特征与艺术特性。在叙事风格层面,海洋电影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浪漫主义,向30年代与社会、时代紧密结合的现实主义风格转化。     

转喻视阈下《庄子》哲学意象的概念整合解读

《庄子》哲学意象作为庄子散文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是庄子哲学概念理解的重要载体。通过分析《庄子》中“天”“人”“心”三类高频哲学意象语言涉及的心智运作,发现：“天”“人”“心”这三类《庄子》哲学意象语言背后分别涉及事物与部分之间的转喻、行为转喻、控制转喻三类转喻思维运作模式;《庄子》哲学意象概念整合过程中,《庄子》哲学意象转喻特性为语义建构提供新信息,由此促进庄子哲学思想理解。转喻路径下《庄子》哲学意象的概念整合解读有助于深入剖析庄子哲学思想形成背后的认知表征。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被掩埋的巨人》与电影《潜行者》联动的双重叙事进程

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在运用神话方法以及在建构双重叙事上有互文性关联.将小说与电影进行联动叙事解读,能揭露出石黑一雄小说中隐藏的、与表面情节发展轨道所奠定的基本叙事基调相悖的另一层隐性表意轨道及主旨.在小说的表面情节发展轨道上,叙述者以一种宏大叙事式的、对聚焦人物不施评判的客观立场和叙述目光进行叙事;而在小说的隐性表意轨道上,叙述目光又在跟文本外部的电影的互文及共鸣中,透露出一种与读者所认识的故事表面意义相对立的深层反讽意义.     

《呐喊》、《彷徨》中"路"的意象建构及生成内在原因探寻

本文以《呐喊》、《彷徨》中"路"的意象群为背景,在界定了"意象"内涵的基础上,梳理了"路"的类型并对其作了意象诠释;阐释了"路"在作品中的多重表达与建构;在理解"路"意象深层文化意蕴前提下,探寻了其意象生成的内在原因。     

试论《金陵十三钗》之“情色”

在电影《金陵十三钗》所引发的争议中,“情色”是一个关键词.须知,并非有关“性”的叙事就等同于“情色”,“情色”的关键是男女性关系中女性人格的异化.在影片聚焦于“性诱惑”与“性暴力”的叙事中,女性身体意象呈现为丧失了主体性的男性欲望化对象.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其女性主体意识的弱化缺失正是“情色”生成的主要原因.女性身体在影像中的欲望化表达是由男权中心文化的视点所决定的,对《金陵十三钗》的剖析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所置身的文化环境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与批判力.     

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

《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历史小说的一种艺术形态和美学风格，它集中体现在小说话语形态、情节模式以及叙事意象上的创新变异，是鲁迅对传统历史小说写作模式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个人性突破，对现代历史文学创作来说极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