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港澳基本法解释中的两个问题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特别行政区法院是基本法解释的两个有权限的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是它的宪制责任,凡是属于人大常委会解释的事项就应该解释,使之常态化;为了保障基本法的正确实施,保障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权威,在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中设立了一个提请的程序,一种是行政长官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二是特区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特区行政长官和法院应该履行其提请责任,这不仅不干预高度自治,同时也不妨碍司法独立.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港澳特区基本法的主动解释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宪法性法律,关系着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实施和"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故最高权力机关对基本法进行解释是正当、合法和必要的。为保证国家主权统一、促进特区民主发展、维护特区繁荣稳定并兼顾港澳过渡期后的法律制度衔接,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四次释法实践,本文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以"决定"的形式规范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主动解释,并明确解释的范围和必要的法定程序。     

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

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理学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到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论港澳基本法解释模式

港澳基本法所确立的解释模式既不同于美国普通法院解释的模式,也不同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或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宪法法院解释的模式,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终立法解释权并授权特别行政区法院行使司法解释权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它符合我国完法之架构,又尊重港澳特别行政区之制度运作,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经验之结晶.由于港澳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政制的产物,在内地似乎缺乏移植的可能性.但是,笔者仍认为,港澳基本法所确立的解释模式不失为内地法律解释体制尤其是宪法解释体制所借鉴.     

构建动态、开放的基本法解释制度——欧盟法院初裁制度的启示

初裁,是在欧盟法律系统成功运行五十多年,并仍富有活力地发展进步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制度.我国的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制度,与欧盟的初裁在原理上有相通的地方.这两个制度具有可比较性.通过深入分析初裁制度的机理,建议在权力的归属、解释权适用的范围以及运行程序等方面完善基本法中的法律解释制度.使静态成动态,变封闭为开放,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我国的宪政体制.使"一国两制"更具发展前景.     

香港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分析——以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讨论为例

居港权系列案件(本文选取吴嘉玲案、陈锦雅案和庄丰源案三个案件为分析材料)透显出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冲突值得深思。法律解释体制的差异、释法方法的不同和释法者主观面向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冲突的解决不仅需要完善相应的基本法规范,使两种法律解释体制实现更好的衔接和结合,还需要加强两地宪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关于行政解释的几个问题

行政解释是法定的国家行政主体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法律规范作出的阐释和说明,在其职权范围内具有法律约束力,是正式法律解释的方式之一.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等的解释既可是行政立法,也可是行政解释.行政解释是必要的,但过于强势的解释会打破权力均衡.     

谈谈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形式特点

1986年4月2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已修改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结构(草案)》。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项没有先例可循的工作,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特点等问题应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理论界的重要研讨课题。为此,本文试就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法律形式上的特点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法官法律解释权刍议

适用法律离不开解释法律,法官理应有权解释法律,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是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尚未明确法官的法律解释权,不利于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法治国家的构建.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或<立法法>的有关条款或者以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承认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一种应用性解释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主要是立法性解释权和最终解释权,承认法官享有在司法实践中事实上就在行使的法律解释权与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并不相悖.     

论“一国两法”对传统法学的挑战

今年2月2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以下简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确认包括立法制度、司法制度在内的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     

破产程序中抵销规则的解释论考察

破产程序中抵销权归破产债权人享有。破产程序中抵销不受债务给付种类的限制,但对其理解有待澄清,法释[2013]22号文的规定已经偏离了其本意。附期限债权可以在破产程序中抵销。法释[2013]22号文没有对附条件债权的抵销作出明确规定,对此需通过目的解释和整体解释等方法来作出解答。在破产程序中主张抵销,应以管理人为抵销意思表示的相对人,管理人对抵销请求的审查并不改变抵销权的形成权属性。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抵销,应以债权申报为必要。     

论法官个人因素对法律解释的影响

作为法官重要司法活动之一的法律解释并非纯粹根据法律进行的,有若干因素对法官释法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不乏法官的个人因素如法官的政治理念、文化传统、人生经历、认知能力等.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法官不可能摆脱这些个人因素的影响,法官需要做的是充分发挥这些因素的积极作用而尽力避免其消极影响.     

论《侵权责任法》的解释

《侵权责任法》已经颁布实施,虽然该法的内容、体系较为完善,但在具体操作时针对纷繁复杂的侵权案件仍然会时常遇到如何准确适用的现实问题,为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该法的解释应该置于重要的位置,需要借助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反面解释、限缩和扩张解释、历史解释等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来对该法作出解释,以实现该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     

论刑法立法解释之废止

一、刑法立法解释废止的缘由 (一) 从宪法、立法法缘何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谈起 宪法、立法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权力的缘由可能有多种说法,但是我们认为,与以下两个命题密切相关。 1.“有权制定法律,就有权解释法律”。这一命题的基本理由在于:立法是立法者意思的表示,既然法律解释的目标在于探询立法者在立法时注入法律条文的意思,就没有谁能比立法者更有资格解释法律。易言之,法律解释的目标是探询立法原意,而立法者本身最清楚立法原意。然而,立法原意是否存在?立法者是否清楚?     

关于司法裁判中适用法律的解释问题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 ,法官应就选择适用法律的正当性作出解释说明 ,以证明其与案情事实的吻合和对应。为了谋求过去成立的法律规则对当前法律事务的公正处理 ,突破成文法僵化时滞的囿限 ,使法律在更具操作性的实践中体现法治的精神和原则 ,法官在对适用法律进行解释时 ,必须遵循正确的解释要求 ,掌握科学的解释方法 ,运用合理的解释规则。     

法律的不确定性及其克服──论法官在法律制度中的作用

作为对具体的行为进行评判的活动，法律是确定的。但作为规则，它是不确定的。法律的不确定性是其固有的属性，表现为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和违法确认原则的不确定。这就决定了法官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应具有相应的自由裁量权，现代国家常以基本法的形式对此予以承认。在现代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一定的解释方法和社会基本价值制约和支配。法律的确定性和正义理念实现的过程是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适用抽象的法律条文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     

关于最高法院"6·28"批复性质的解析 --由个案到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6·28”批复的性质是普通的法律解释,不是宪法解释,最高法院没有行使宪法解释权,在目前的宪法体制下最高法院无宪法解释权。在最高法院司法公信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今后改革的方向也不适宜把宪法解释权归之于最高法院,建议用尽现有制度所许可的空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置专门的宪法委员会,行使对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职责。同时转变宪法解释的观念,在宪法解释的机构、组成、程序、方式等方面加以完善。     

法定行政程序的扩张性解释及其限度——最高人民法院6号指导案例之评析

通过对既往行政审判实践的观察,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6号指导案例有关没收较大数额财产的行政处罚决定也属于听证范围的宣示只是一次波澜不惊的司法重申而已。该案的裁判理由显示,法院经由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对法定行政程序作出了扩张性解释,并提炼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判断标准。受司法机关的现实地位、法律解释技术的运用和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等因素的影响,法定行政程序扩张性解释的推广适用尚存在诸多限度。对基层司法经验的及时总结和凝练,有助于为中国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实现探索新的生长路径。     

《香港国安法》的立法依据及其效力

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赞成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香港国安法》在第1条明确指出了该法律的立法依据,特殊之处在于其列明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决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香港国安法》的核心内容是为了防范、制止和惩处在香港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合宪性解释及其解释规则——兼与张翔博士商榷

普通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解释方式,以尊重立法权的方式维护宪法法秩序的统一、促进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其可以分为解析规则和冲突规则两类.在运用过程中,合宪性解释因职业法官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而应规定详尽的解释规则.合宪性解释可借助体系-目的解释及类推的方法,协同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中式合宪性控制方式,充分发挥宪法在法治国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