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治世。三大治世的形成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盛极一时的殷商、大秦和强隋的覆灭,使西周、西汉和大唐初期的统治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三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自觉地以前朝兴亡为借鉴,全面实施以惠民政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高度重视以勤政廉洁为准则的吏治建设,从而造就了三大治世的辉煌成就。而西周礼乐、汉武盛世和开元盛世则是由三大治世孕育而来的文明景观。三大治世历史成因的一致性,显示了治世缔造和盛世形成的过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     

试论中国历代"治世"的思想成因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个社会比较安定,政治比较清明的"治世"时期.从思想上而言,能否正确地总结前王朝崩溃的原因和教训,能否对人民的力量有所认识,这是出现"治世"的思想基础.在当前,认真分析历代"治世" 的思想成因,以史为鉴,牢记并坚持两个"务必";加强"法治"和"德治"的建设,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关注并切实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这对于中国在现阶段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不无裨益的.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用事"说

用事,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它出现在散文尤其是论说文中乃势所必然,出现在辞赋、骈文乃至诗歌中也很自然.不过诗以"吟咏性情"为主,故事太多,反而会滞碍"性情"的传达和理解,所以自晋宋起,中国诗论中围绕诗、词、曲能否用事和怎样用事展开了四次大讨论,从审美接受出发,总结出"僻事实用"、"隐事明使";"熟事虚用"、"明事隐使";"我来使事"、"勿为事使";"水中着盐,不露痕迹"等用事规律,至今仍有参考、借鉴意义.     

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与成因探析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主要反映在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责任感等方面。通过归纳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以期为解决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困惑,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提供思路。     

中国古代三大盛世兴衰的执政启示

西汉、唐朝和清初三大盛世是世人认可的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三大盛世从出现到结束,有一些内在规律可寻,后人多有研究。对于执政者而言,从以民为本、权力监督、选才用人、统治策略等方面借鉴盛世出现、持续的经验,有利于执政者抓住关键、找准方向、审时度势地调整政策;从反面吸取盛世衰亡的教训,有利于执政者面对现实、正视问题、寻找解决方法、消除社会矛盾。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最终促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小康社会实现,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最好态度。     

中国文化产业内涵式发展不足成因探析

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中国文化产业只反映出增量的快速增长,而内涵式发展明显不足。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内涵式发展不足的原因在于:一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外围层与相关层比重过大;二是产业门类不清晰,业态较为混杂;三是政策措施不到位,文化立法缺失;四是文化内容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以文化产业的内涵式发展作为突破口解决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河州汉语方言成因探析

河州是甘肃临夏的古称。河州话是生活在这一地区汉族所操的语言,也是各民族相互交际的工具。文中考察了历史上河州跟中原的交往,移民、征战、大山、大川以及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等史实。我们认为河州汉语方言是历史上汉人移民周边化和民族语言汉语化的产物。     

"康乾盛世"的吏治理论与实践

吏治问题是历代政治家所关注、探讨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公元1662年至1795年问清前期的"康乾盛世"为历史背景,对这个时期三代帝王在吏治上提出的理论见解及其反腐倡廉的历史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而详实的探讨,着重揭示了"吏治不清,乃国之大害"、"敷政之道,用人为先"、"民足为教化之本"等吏治论说,"洁己率属"、"政治行于上,民风成于下"的廉政建设方针,以及在实践中所推行的"贪污之罪,断不可宽",把打击的重点放在中央与地方高级官吏等惩贪政策.作者认为这些理论切合清前期社会实际,具有理论建树意义,为"康乾盛世"的开创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政治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吏治的历史局限性.     

《茶经》的成因探析

一、《茶经》是应时而生的产物———外因纵观我国数千年来茶道文化的发展历史,茶道文化之兴衰从来都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条件为依存的。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标志着中国茶文化的形成,正与大唐盛世这一时代背景息息相关。1.经     

论儒家思想与"康乾盛世"的关系

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清前期,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呈现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儒家思想在"康乾盛世"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试论上古时期“乐”的政治表达功能

我国上古时期的乐,是一种集诗歌、音乐及舞蹈为一体的复杂的艺术形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表达政治意见的重要功能,是其时重要的政治语言之一。它的政治表达功能可以归纳为政治评论、参政语言、政治沟通及风教百姓等四个方面,涉及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平级交流等多个层面。乐的政治表达功能,是我国上古时期乐文化社会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化之利弊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两者既相互渗透,又有差异。道德法律化是古代乃至当今法律实践中经常出现且不断引起纷争的问题。对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化的表现、本质、利弊的分析,可为完善当今法制建设提供依据。     

中国古代人才观的启示

德才兼备 ,是中国古代社会公认的选贤任能的标准。领导者的人才观正确与否 ,决定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为政之本在于选贤 ,知人善任作为现代领导者的一项基本职责 ,是营造用好人才和吸引人才的良好环境 ,是领导者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一个关键问题     

上古男女社庙聚会习俗探源

在先秦时期的一些典籍记载中,先民于“社”地举行祭祀祈望农业丰收的同时,亦进行祷告人类自身蕃衍的奉祀活动,并最终用“会男女”的形式得以落实。祭社逐渐成为民众欢聚的一个节日,社庙也由神圣的宗教场所发展为男女青年的恋爱狂欢之地。     

关于近代中国“半封建”问题的辨析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性问题,近来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半封建"之释义上.20世纪的"封建"尤其是"半封建"概念的凝练及其时代特征,都不是仅仅以西欧或西周之"封建"制度的比对所能诠释或所能否定的."半封建"特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学术界相对一致的认同,不能简单评判为共产党或列宁主义唯一理论的一种认识.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封建残余"或"半封建"的存在并非不可理解,也并非违反了"知识"和学理"逻辑".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的认识,与马克思多层次的"封建"概念并无抵牾."半封建"理论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流变问题,而且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历史的惯性与盛世的懵懂

从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末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相继,开出了清代中国的百年盛世。在这一个多世纪里累积起来的人口、物力和事功已经迈过汉唐规模,为周秦以来的历史再造了一个高峰。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在古老中绵延的辉煌。18世纪来华的英国人曾比较中西,目测心算,推断当日中国的“国家收入”是“英国总收入的四倍,法国瓦解前总收入的三倍”①。而以文化品论,则1750年间“中国一地所出版的书籍就比中国以外整个世界的总量为多”②。这种量比,从一个侧面写照了盛世国力和盛世的恢宏。在那个世纪里,欧洲人遥看东方,常常引发悬想,对中华…     

先秦"名"学派别及发展阶段

先秦"名"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以孔子、老子、邓析,惠施、公孙龙、尹文和《墨经》,荀子和韩非为其代表,"正名"是先秦"名"学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线索.就"名"论而言,先秦"名"学有"名之必可言"(孔子)、"无言"(老子)和"名"抽象而与现实世界无关(邓析)三派;对名与实的关系的看法,则有名实无关(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名实有关(包括孔子以"名"正实;墨子及《墨经》以实正名;《尹文子》名实互正)这两大派;就"辞"论而言,也有"辞达"(孔子)、"不言"(老子)、正面"辞"论(《墨经》)三派;就"辩"论而言,则有"不得已"派(孟子)、"不辩"或"大辩"派(庄子)、"察辩"派(《墨经》)三派.先秦"名"学派别众多,即使在纯粹"名"学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制约了它们对社会和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