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客家移民与台湾社会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台湾也是一个移民社会.在早期移民中,客家人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族群,不仅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清代台湾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并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演戏探析

演戏是传统社会民间主要娱乐方式。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演戏,不仅是为了耳目之乐,而且承担了广泛的社会功能。演戏成为人神沟通及密切各移民群体内部关系的工具,在台湾社会变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台湾演戏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略论清代台湾社会的失调与控制

清代移民社会的失调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如“反”与“乱”,赌博成风 ,以及吸食鸦片的盛行等。但是 ,台湾移民社会同时又产生极强的自制力 ,这种自制力主要表现在祭祀圈的形成 ;建立社区的自治中心—庙宇 ;防御圈的建立。通过以上的社会控制 ,保障了台湾移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     

明清徽州官府和社会力量对停丧不葬问题的管控与治理

明清时期,各地程度不一地存在"停丧不葬"现象。在徽州府,因惑于风水、贫困无力、习俗束缚等,停丧不葬问题较为严重,对当地的社会风俗、民众心理、礼法秩序、社会经济秩序造成较大冲击。为遏制或消除停丧不葬问题的社会危害,徽州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积极致力于管控与治理停丧不葬问题。地方官府主要通过告示提醒警示、设立义冢、经济资助、教化等举措,宗族主要通过族规家法、设立义冢等方式,乡绅士大夫、商人以及普通民众主要通过设立义冢、经济资助、教化等途径,来应对停丧不葬问题。在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协同共治下,徽州境内的停丧不葬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徽州停丧不葬这一长期形成的社会弊俗,始终无法根除。     

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主要源于儒家及佛家宣扬的慈善观念,基于这种理念的救济活动源远流长,体现出慈善恩赐、重养轻教、济贫救困的明显特色,但终究不能将社会救济事业导入法制化轨道.晚清以降,受到西方社会救济理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开始向近代嬗变,慈善观念演进为国家责任观念,重养轻教的消极救济观念演进为教养并重的积极救济观念,道德色彩浓厚的济贫救困观念演进为"全民救济"观念.理念的嬗变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并进而在民国政府颁布的有关社会救济法规中化为国家的立法诉求.     

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对中国古代服饰演变的影响

中国古代服饰既保持传统风格,又时时变革更新。以汉服服饰汲取周边民族服饰的优长不断改进为例,表明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服装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物质文化创造,凝聚和结晶了中国哲学和美学的丰满精髓,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服装材料、款式与图案、色彩等同时深受政治制度的影响,表现出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基本特征,成为明贵贱、别等级的封建帝制的有力支持和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有力武器,对维护礼教制度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富有浓郁的文人色彩,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主义园林思想新特点。其摆脱了传统园林美学思想之束缚,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服饰色彩的变迁看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转变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随之提升,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跨入新世纪,中国女性自我意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女性比较关注的服饰和服饰色彩这一角度来解析这种变迁,指出从色彩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女性自我意识在不断的提升。女性开始对传统的性别观念进行挑战,不断探索出一种新的更加和谐的两性关系。     

台湾百年话剧中的民族寓言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     

台湾南岛语民族的分类沿革

台湾南岛语民族自古代至明清时期被泛称为"夷"、"番";日本统治时期,被称为"蕃"、"高砂族"。学术界开始有六、七、八、九、十、十二等族的人类学分类。1945年以来,民族分类有新的发展,除有"山地同胞"、"原住民"等官方颁布的称谓外,"九族"分类得到确认,邵族、赛德克族重新被认定。历史上接受汉文化较多的"平埔"族群也将逐步被识别和认定。     

从全台失陷后的史料再探乙未台湾抗战的动机

从全台失陷后的台民抗战史料中可以看出,乙未年台湾人民所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抗日反割台斗争,绝非仅如岛内某些人所说仅仅"只是一场地域乡民的保卫乡土的斗争",而且始终未曾偏离过保存中国领土台湾免遭日本割占、保护台湾之中国人免遭沦为"倭奴"的悲惨命运这一根本目的,乙未台湾抗战之所以兴起,更主要是源于广大台湾人民强烈的爱国意识与民族感情。     

试论光复之初台湾行省的建立

二战结束后，中国收复了台湾，国民党政府在台湾设立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恢复了清末以来的行省建制，同时又对其行政体制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本文系统论述了台湾省行政体制的建立、演变、特点等。有利于人们对台湾现行体制的了解。     

从台湾抗日运动诠释台湾民族主义--评介《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

<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从近代台湾历史演进的视角,全方位地诠释了台湾民族主义.该书有两大贡献:一是对台湾抗战史作了填充空白式的研究;二是通过对台湾抗战史的梳理,彰显了台湾民族主义根之所在.该书指出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同一血脉,特别指出后来成为台独的所谓台湾意识,是在台湾遭受日本侵略中产生的,而在台湾抗日运动中产生的台湾民族主义恰恰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思想基础.     

台湾郑氏政权与清朝政府统一台湾

17世纪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当时,清政府已经建立了大陆的统一政权。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一带组织抗清复明斗争,未能取得胜利,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立足之地,转而收复台湾却取得了成功,但郑成功始终以明朝孤臣自居。其子郑经主政后期,开始图谋偏安割据,终被清政府收复。     

把脉台湾政局 维护台海和平——第二届“北京台研论坛”综述

2007年9月16~18日,由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主办,四川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夏潮基金会协办的第二届“北京台研论坛”在成都召开。开幕式由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徐博东教授主持,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柳贡慧、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李登菊、台湾研究院名誉院长、原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来自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在两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台湾政局发展与两岸关系”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     

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兼论“南岛语族”起源

“台独”分子宣扬台湾原住民与大陆无关的“南来论” ,是对原住民“马来”种族、“印度尼西亚式”文化属性和“南岛语族”语言范畴的主观歪曲。作为台湾原住民“南来论”依据的“南岛语族”东南亚起源论 ,在民族考古学与比较语言学实践中都忽视了华南大陆的材料。在这一学术缺陷下的“结论” ,有悖于自远古以来亚澳间海洋地带土著民族文化发展与空间传播的历史事实。民族考古学的新进展表明 ,台湾原住民和“南岛语族”及其文化主要起源于华南大陆。     

关于“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问题的讨论

“台湾意识”中的“悲情意识”在“台湾意识”的政治转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台湾意识”是排斥“中国意识”的，是某种程度的“独台意识”甚至“独立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强力鼓吹、宣传、政策推动塑造的，是人为建构的，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台湾意识”的另一表达，其实也是“台湾国家意识”，其核心是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性与国家性，是排斥与对抗中国的。     

台湾“日本情结”的形成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疯狂的文化侵略是日本情结形成和膨胀 的根源,蒋介石本人的日本情结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台湾的日本情结,现今台湾当局所谓 的“新台湾文化”的重建及李登辉本人浓重的亲日情结进一步促成了日本情结的膨胀,日本 情结的膨胀对两岸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雍正时期闽台地方官治台主张探析——以沈起元的治台论为中心

雍正时期,台湾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既有的治台政策已难以适应。清廷上下由于治台理念的差异,如何调整治台政策存在分歧,而以雍正帝为首的上层决定着治台政策的基调。但是以封禁为主的政策,与台地社会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更难以收到安定社会的实效。对此,闽台地方官有不同的见解,沈起元即是其中的代表。"台湾文献丛刊"等版本所收集的沈起元治台撰述史料,错漏不少,使人难以了解其著述的背景。沈起元赴台任职负有"绸缪海疆"的使命。他宦台时间虽短,但对台湾的地位及清廷治台政策的得失做了深入考察,不少建议颇为独到、富有远见。诸如重新调整台湾的军政格局,改"防海"为"防山";开放大陆民人赴台谋生;积极开发内山土地,通过抚"番"政策,"化番为民",以消解汉"番"矛盾,巩固清廷对内山地区的统治,等等。从有清一代的治台政策演变看,沈起元的这一系列建言,或迟或速,均得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