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下的群体身份问题——对查尔斯·泰勒承认政治的一种考察

基于普遍主义原则,自由主义对个体进行了无差别化的处理,剥夺了附着在个体身上的群体身份,忽视了群体认同的意义和价值。在查尔斯·泰勒看来,这种将个体权利优先于集体目标的平等尊严政治在使人们从封建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又使个体陷入到普遍主义的控制之中。这种不尊重群体差异性的做法,其实质是不认同、不承认差异性,最终会造成歪曲的认同。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将平等尊严政治与差异政治结合起来,不同群体之间要交流和沟通,进而建构一种包容性的政治。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霍耐特与马克思:两种不同的“承认”观

随着"为承认而斗争"在20世纪末迅速成为政治冲突的主要形式,身份认同替代了经济利益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媒介。霍耐特在追求正义时,把不正义追溯到文化根源上却遗忘了政治经济领域。我们应该再次回到马克思哲学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劳动"范式重新考察社会正义问题,这对于进一步丰富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有着重要意义。立足当前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对马克思承认思想的新发掘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是在公民社会的逻辑起点上,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与发展提出的.它通过强调民主的核心是交往的制度化和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指出民主的形成过程是商议和交往,是非纯粹的程序民主.通过对该理论在我国运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对比分析,该理论对我国的民主环境、制度建设、公民参与和人民主权的实现等方面有重要启迪意义.     

我们所需要的是何种正义?——I.M.扬的政治哲学探究

作为曾活跃于“后罗尔斯时代”的著名学者和活动家,I.M.扬的政治哲学始终围绕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应对多元时代的正义挑战。在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论等资源的批判与借鉴中,其正义理论经历了从阶级的去中心化到经济正义的去中心化,从身份政治的去中心化到民族国家框架的超越。于批判反思中,其政治哲学的理论焦点始终投射到对现代社会结构性不正义的揭示和论证以及对规范的正义概念的探求和表述上,尤其是对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切始终贯穿于其整个正义理论的批判、建构与设计之中。      

"后革命"时期国家治理: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后革命"主要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动力,大量超阶级、跨民族的个人和全人类问题成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主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治理应建立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范式,依托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深化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构建并维护多元的价值体系.     

相互承认与现代国家治理

承认作为一种观念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开始于近代,真正的承认应当是平等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有助于消解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有利于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有助于对日益强大的政府进行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因而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范式.基于这一理论范式,现代国家治理应努力构建承认的共同体,建立起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和现代民主.     

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

在为少数或弱势群体争取文化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在构建一种更加宽容多元的文化结构中，“承认的政治”和“少数话语”两种理论立场和论述策略存在对话、互补和辩证的空间。对于弱势／少数族裔文学而言，认同与承认无疑是一场永恒持续的奋斗。实现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间真正的宽容、多元、平等和相互承认，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更积极的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需要进行不断的“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即是一部华裔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展开“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的发展史。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转向及其启示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基本立场的转变,体现了他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态度和主张.在罗尔斯看来,当代政治哲学应该抛弃形而上学的追问方式,即在多元主义条件下政治哲学应该回避、搁置形而上学而致力于一致性的共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转向既是对普遍性和相对性的超越.也是对当代民主社会政治合法性的说明,更是对政治哲学本身的存在合理性的辩护.因此,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转向必将开启一个政治哲学研究的当代视角.     

政治自由主义:一个完整的慎议政治的故事

有一种持久的批评认为,罗尔斯所寻求的一直是实质性的正义共识,这导致无论是其原初状态中选择正义原则的方式,还是良序社会中公共理性的约束,都限制了民主政治的活力.但基于对重叠共识理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共识的对象仅仅是作为推理规范的公共理性,而公共理性在原初状态与良序社会两个阶段中都塑造了某种形式的慎议政治.因此,政治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完整的慎议政治理论,而且它把慎议政治的模式扩展到了狭隘的公共领域之外,从而为我们用慎议民主理念解释基本制度结构的生成提供了空间.     

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广义政治"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的观念,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自然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必然是宪法政治。     

从权威政治到农民合作社参与的民主政治

以西北地区18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解释村委会选举的变迁：政府征收农业税、收费加重了农户的负担,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发出了挑战,地方政府为了使这些与农民利益相悖的政策目标顺利实现,需要在村庄里树立强有力的代理人,村庄的权威政治形成,村委会选举形同虚设;在取消农业税、改变人口政策、农民权利和法律意识觉醒等村庄选举的内外环境变化后,县乡政府没有动力再在村庄中树立代理人,对村委会选举的立场和态度产生变化;农民合作社作为蕴育在环境变化中的行动者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参与到村委会选举中,成为推动村庄民主政治的新兴力量,权威政治在较为规范的选举中没落。     

儒家圣人政治与西方契约政治比较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基于社会契约的西方传统政治是契约政治。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因此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

我国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 ,再一次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位置上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是化解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这一目标 ,在我国现阶段 ,则要突出地完成三项任务 :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配套的民主调控体系 ;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迫切要求 ,改革和完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和机制 ,坚决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改造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 ,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吉登斯政治哲学思想新探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吉登斯建构其政治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解放政治是要消除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因而是宏观政治;而生活政治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被搁置一边的道德和生存问题,因而是微观政治。在后传统社会,生活政治逐渐取代解放政治而占据主流政治的地位,因而出现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型。生活政治关注生态、身体和性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新型政治。     

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从神权政治到伦理政治

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经由夏商周三代以神权与王权合一为特征的神权政治到周秦时期以仁政礼制、王霸杂陈为治国圭臬的伦理政治,呈现出由多元走向一元的总体趋势。     

土地调整与村庄政治的演化逻辑

基于农村土地内在的资源属性、社会属性和制度属性,土地调整不仅是集体产权的更新实践,而且也是村庄政治的生产实践。在土地调整过程中,组织动员、矛盾激活和“结平衡账”的辩证过程赋予了村庄自主化解矛盾和达成秩序的能力,村庄政治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进而形成与国家政治的良性互动。但是,以“确权”为导向的国家地权调控否定了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空间,逐渐侵蚀了村庄政治内核,村庄政治塌陷,村庄内部大量矛盾通过“上访”问题化。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渐趋失衡,基层治理陷入深层困境。因此,村庄政治是村民自治和基层善治的基础,找回村庄政治的关键,是重塑集体调整土地的权能,完善集体土地制度。     

当代西方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方法论比较

当代西方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一系列与传统方法根本不同的特征,即由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分析转向以政治实践为基础的现实分析,由静态的线性逻辑分析转向动态的过程分析,既重视微观个体行为相互作用形成宏观政治活动方式的过程,又重视制度结构和组织模式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和影响过程,就其积极意义来看,新方法具有较明显的唯物辩证倾向,并且从不同侧面间接承认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分析的方法。     

海德格尔与政治

海德格尔与政治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发生过所谓的"海德格尔事件".这个事件必然引发一种反思,即海德格尔效忠于纳粹的行为是否存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原因.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向纳粹的输诚行为存在着思想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缺乏必要的价值关怀.海德格尔试图绕开政治哲学这一环节,直指"政治的本真性".结果取消了正当的与邪恶的政治赖以区分的基础,致使他的存在哲学无法真正开启一条通向伦理政治之实践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