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疯狂"--《阿Q正传》与反讽艺术(一)

《阿Q正传》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反讽文本”。“阿Q”作为鲁迅独创的一个“小说化”的“反讽”文学符号,既是笑的对象,也是笑的主体,而且毫不犹豫地将讽喻笔触直接指向作者和读者自己;“阿Q文本”其基本的美学特征首先表现为———“清醒的疯狂”,并借以消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体系,由此为民族与文化“开出反省的道路”。     

《理解小说》：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批评

“新批评”理论已被国内学界标签化、简单化了。一般认为,由于割断了文本与社会、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的联系,它已堕入纯粹的形式主义泥淖。本文认为,对“新批评”的认识,除了概论式的宏观研究以外,还要对其众多的经典文本作深入细致的微观分析。通过系统考察布鲁克斯、沃伦的《理解小说》,我们发现：作为“新批评”的经典文本,《理解小说》并未“堕入纯粹的形式主义泥淖”,在强调文学内部因素的同时,它还特别注重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注重对作家个人经验和创作意图的考察,注重小说与读者关系的研究。《理解小说》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批评,是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批评。     

从接受美学看林纾的翻译

林译小说是林纾的主要文学业绩,也是其文学活动中最受重视的一部分.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有着多重身份:译者,读者,作者.林纾作为不懂外语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充当读者和作者的身份.结合文学批评中的接受美学理论,以林纾的读者身份为切入点,从读者的主体地位和读者与文本的视域融合两个方面来探讨译者的读者身份对译文的影响.     

张竹坡小说评点家的角色意识与主体间性

文学主体间性的生成来自于文学交流的审美实践,张竹坡的小说评点展示了评点家强烈而自觉的主体间性意识。在《金瓶梅》的评点中,张竹坡与作者达成了“高山流水”式的共通之感;与小说文本实践着丰富的情感交流：设身处地地体会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以作品形象观照自身的审美理想;并在交流中达成理性分析与理论建构,揭示了小说“市井文字”的美学风貌和“世情小说”结构的全新追求。张竹坡小说评点的主体间性已微露现代性的光芒,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接受美学与《红字》的未定点

接受美学是一种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基础，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接受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包括两极，一极是具有未定性的文本，一极是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具体化，只有这两极的合壁而成完整的文学作品。从而将对文学作品和作者的研究转向对读者反应进行研究，强调读者的能动创造作用。接受理论给我们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涉及到读者、文本、作者和社会背景等多视觉研究。使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得到真正的实现。在霍桑的小说《红字》中，作者有意识地运用歧义手法，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像空间，让读者填充其“空白”，重新建构，不断调整期待视野，确定其未定点，使不同时代的不同层次的读者能从中得到不同的艺术享受。     

作为"要素"的文学与作为"活动"的文学

以文学活动中的某一要素来概括文学本质的反映论、作者中心论以及作品中心论等各有自己的理论缺憾,它们都把文学作为静止的、物态化的事物来看待。但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活动,文学意义也是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其生存其间的文化语境以及文本的上下文之间的不断对话中生成的。离开“活动”这一基本界定,文学的意义将无从产生。     

论《儿女英雄传》中“作者现身”方式

《儿女英雄传》的叙述技巧非常出色。其最特别的,是文本中作者频频现身。这种“作者现身”有违小说发展为一个成熟文体之后“作者隐退”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为“说书人”对作者的指涉以及书中人物对作者及小说本身的评论。这一技巧神似后现代文学中的“元小说”。但是,小说中一次次的“作者现身”,只不过是作者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意在赢得读者对作者的认同;元小说恰恰相反,它是要解构作者权威的。     

《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再探讨

文学文本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显在的文学文本世界,另一个是潜在的文本世界,包括社会、政治、作者、读者、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狂人日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现实主义白话小说,在“改良社会”、“改良人生”、警醒和改变国民的精神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狂人日记》文本之外“狂人”的人生历程的角度,动态地延伸出一个潜在的文本世界———“狂人”成为“狂人”之前和痊愈之后,以此从“狂人”思想斗争史的角度来讨论“狂人”形象的社会内涵。     

《丰乳肥臀》的历史叙事研究

莫言的叙“史”小说依托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还原裹挟于历史洪流中的民间生存本相,让读者在荒诞中品味到庄严。在《丰乳肥臀》中,作者借助一个患有“恋乳癖”的主人公——上官金童的独特视角对民间历史进行回望,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历史叙事诗学。研究探讨小说文本的历史化叙事指向,分析其基于“人学”的平民史观以及历史叙事模式背后的文化隐喻,期冀让读者了解复杂、多维的历史语境与症结,更准确地把握莫言的历史价值观与文学创作。     

文学与符号的互动——论《布拉格墓园》中“虚假成真”的符号衍义系统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的小说《布拉格墓园》从一个虚构人物“西莫尼尼”的视角重新解释了《锡安长老议定书》的诞生过程。小说围绕“虚假成真”形成了兼具含混、互文反讽等特点的符号衍义系统，为读者参与文本游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埃科的文学观念受到其符号观的影响，他提出“文本意图”的概念，认为文本是生成性的动态客体。透过《布拉格墓园》，我们看到“文本意图”体现在小说的符号架构及所指层面的衍义上，由文本、作者与读者共同实现，是一种有度的意义生产，充分彰显了埃科兼具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的符号诗学理念。     

后现代主义浪漫传奇文本与当代学术界的荒诞景观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戴维.洛奇集文论家与小说家于一身,在其重要作品《小世界》中,用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叙事建构了一个后现代主义浪漫传奇文本。小说文本由"谈这部小说如何成为小说的小说"和"类文本元小说"构成,使关于传统人文批评、解构主义、读者接受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本体论等的批评理论探讨转变成小说叙事艺术。同时,作者使用互文手法将高雅的专业知识阐释与表现当代学术界荒诞景观的通俗故事情节并置,讽刺性地质疑文学研究的目的和公共学术批评机构的性质。     

向死而生:论王小波小说的生死观

王小波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在主体建构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以对死亡景观和死刑想象独特的文学呈现、贯穿其间的爱欲与死欲的纠结、对死亡的凝视和深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等,建立起以主体建构为目标和目的的死亡叙事,"向死而生"的生死观成为其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支点。     

后信息时代新媒体文学中文学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变革

在“世界、传媒、作者、读者、文本”新的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的基础上,考察了“作者、读者、作品、世界”等传统文学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传媒的影响下所相应地发生的重大变革。首先,主体性的消失导致了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被根本性颠覆。其次,从作品到文本再到超文本意味着去中心化。最后,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文学不仅仅可以再现世界,还可以携手数字化信息媒介去创造世界。     

翁伯托·艾柯读者理论的符号学解读

翁伯托·艾柯用他的一生将读者理论追问到底。20世纪50年代末以降,艾柯一直倡导读者在阐释文本中的作用,对读者作用的思考和讨论贯穿他的理论专著、散论和小说。他把作者、文本和读者纳入到符号学框架之下,演绎其文本符号三角,把读者的解读看作动态的过程,来体现文学交际特征。他提出模范读者的构想,并探讨在作品的接受中,读者享有哪些权利,可以朝哪些方面做诠释,作品和百科全书如何控制读者的阐释运作,据此对文本批评方法的合法与不合法设立了一个具体的标准和模型。     

德语叙事理论中的叙述人

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有一个叙述人,有一个叙述人在读者和故事之间发挥作用,这是叙事作品的文类特征.传统上叙述人往往被等同于作者,建构论意义观确立之后,文学语言本身的建构或读者对文学对象的建构受到重视,文本同作者的关系便分离开来.文本内的叙述人不等于文本外的历史作者,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德语叙事批评界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现了"小说精神"、"叙述功能"等概念.本文旨在对德语叙事批评中的叙述人概念进行辨析.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从自动书写到理念先行——残雪小说创作之转型研究

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残雪的小说创作无论是文本内部的意象、形式、结构、语言,还是文本之外的文学理念、思考深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概括为从“自动书写” 到“理念先行”的转型,其主要体现在文学意象、文本风格以及对权力的“隐藏式”书写三个方面。     

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弗兰妮》叙事进程研究

作家在小说《弗兰妮》的叙事中,能够充分考虑到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方面的作用,也努力使读者加入到叙事进程中,文本内部的不平衡性与隐含作者、叙事者和读者间的张力共同作用,促进了小说叙事的发展。     

文本阐释的边界及有效性 ——以赫希《为作者辩护》和费什《什么使阐释可被接受？》为例

美国当代学者E.D.赫希和斯坦利·费什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出发,试图重新划定文本阐释的边界,规约其有效性,以纠英美 新批评文本中心主义的理论偏颇。赫希从作者入手,坚持作者意图是文本意义的唯一来源,将阅读看作对作者本旨的还原;费 什从读者切入,聚焦读者的阅读经验,以“阐释共同体”等概念赋予阐释活动以新意,进一步开辟了阐释学的读者维度。二人的 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为作者辩护》和《什么使阐释可被接受？》两篇文章中,他们对阐释边界和有效性的探讨,拓展了文本阐释 的多种可能,有助于遏制当下阐释空间过度膨胀的趋势。但二人的论说都是在文学内部进行,且只强调文本意义的单一来源, 没有充分地将文学活动看成各因素相互联动的过程,其理论未免走向片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