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庄子》论“孝”探微

《庄子》论“孝”的内容不多,但颇为惊艳,是传统道家“孝”文化思想的突出体现。《庄子》论“孝”,反对虚饰和强制,注重“孝”之情感的本然真实和自然实现,追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种“忘亲”之“孝”的理想境界,并要求将这种理想境界落实到“孝亲”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忘”之为“忘”,在《庄子》中,存在着“因困而忘”和“因适而忘”的不同运思理路;“忘亲”之“孝”,由此展开为一个由易而难、不断提升的多层次之“孝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在传统的“以敬孝”和“以爱孝”的实现方式之上,《庄子》开出了一个更为超越的“忘亲”之“孝”的浑化境界,具有在理论内容和实践操作上的独特性,对我们今天的“孝”之实践也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新唐书》“文省于旧”疑义举例

《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是指它记载的历史比《旧唐书》要丰富得多,而文字却要少得多.但是,《新唐书》的许多“文省”是刻意为之,故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新唐书》在把一些史实重新改写时,不顾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有不同而将其硬扯在一起,亦被后辈学者所质疑和诟病.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它山之石 可以为错——就苏词编年答保苅佳昭与曾枣庄君

就数首苏轼词编年提出与曾枣庄、保佳昭的不同看法 ,用大量事实考证出《永遇乐·长忆别时》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 (1 0 75 )正月 ,《浣溪沙》二首 (“倾盖相逢胜白头”、“炙手无人傍屋头”)作于熙宁七年 (1 0 74)三月 ,《南歌子》三首 (“雨暗初疑夜”、“日出西山雨”、“带酒冲山雨”)作于宋仁宗嘉八年 (1 0 63 )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 ,《双荷叶》词题中“湖州贾耘老小妓名双荷叶”之“双荷叶”乃两妓均以荷叶名之而非一妓姓双名荷叶 ,贾耘老也不可能娶双荷叶为妻。     

历史文化心态的裸露--略论《水浒》的历史文化意识

《水浒》一书 ,积淀和储存了中华民族大量的历史文化意识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的伦理观念。概而要之 ,主要有 :(一 )“官崇拜”的民族文化观念 ;(二 )以“和”为特征的群体文化观念 ;(三 )以“孝”、“忠”为核心的向心文化观念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总集之祖辨

《隋志》将《七录》之杂文部并入总集类，实名乖于实，显为不当。近人或以《善文》为总集之祖，盖缘忽于此“乖”及昧于杜预稍早于挚虞而不辨其各自为书之时间所致。《书》《诗》《楚辞》《汉志·杂赋》《徐、陈、应、刘遗文集》，亦均非真正意义上之总集；真正的总集之祖是《文章流别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