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政治小说译介的同异——以中韩译本《经国美谈》比较为中心

20世纪初,中韩两国译介政治小说蔚然成风,两国有志之士出于政治主张的需要译介了大量的政治小说。从具体内容看,中韩译介的政治小说《经国美谈》在比较研究方面具有一定可比性。两国除了出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翻译了该小说之外,还根据各自的历史情况,增减删改了部分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地研究中韩译本《经国美谈》之异同,这有助于促进对中韩政治小说各自特色的理解及其原因的解释。     

论苏曼殊小说《碎簪记》中尴尬的叙述者

在中国近代社会东西方文化冲突、新旧时代递嬗的大背景下，苏曼殊的小说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小说《碎簪记》中尴尬的叙述者，极具典型意义，通过分析可以揭示苏曼殊小说特定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有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分. 这种区分主要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但二者又存在着相向变化的可能性、可逆性.读者在作品阅读的动态过程中可以感受与推导这一可逆性变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就包含着这一可逆性关系.     

叙述者的凸显：小说真实性的建构与颠覆 ———解读王安忆小说《叔叔的故事》

《叔叔的故事》中有凸显的叙述者和叙述声音,这使小说具有了明显的元小说特征;但其客观性的叙述动作能取信于读者,并没有完全消解小说的深度和文本世界的真实,与完全的元小说又有不同.凸显的叙述者使小说产生双层次叙述和多层次故事,且各层次间相互对话使它们交织在一起产生复调效果,使小说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而小说的不确定叙述者解构了“叔叔们故事”的崇高性,并与其他右派小说互文性地关联,发掘出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悲剧性与残酷性,使这篇小说具有了耐人咀嚼的韵味.     

《佳人奇遇》:梁启超的翻译缘由与对中国政治小说的影响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小说的最早创作者,深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1898年率先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上刊载了自己并未署名的译作《佳人奇遇》。文章立足于政治小说得以翻译的原初语境,考察了梁启超翻译柴四郎《佳人奇遇》的偶然和必然因素,并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辩论风气的形成等两个维度,初步探讨了《佳人奇遇》对于清末民初政治小说的影响。     

《文心雕龙》语体翻译的最早尝试——论冯葭初的《文心雕龙》“白话演述”

1927年10月,浙江湖州五洲书局出版了一部言文对照本的《文心雕龙》,该书以黄叔琳注、纪昀评本为基础,对《文心雕龙》五十篇作了白话演述,亦即语体翻译,演述者为冯葭初。可以说,此乃龙学史上对《文心雕龙》进行语体翻译的最早尝试,但一直被埋没至今。冯葭初认为,数千年来惟有《文心雕龙》一书是从散漫的文学中寻清了条理,成为最有系统的论述,具备完备和优美的价值。冯氏的白话演述既尽力绎成语体,也就是力图将原文的意义表白出来,又不离刘勰的原文左右,客观上保证了其译文更接近《文心雕龙》的原意。冯氏译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叙述性或描述性的原文,其译文较为畅达而流利,而原文理论性强的段落,则译笔稍为晦涩而逊色,这导致冯氏之译在理论术语的翻译上有所欠缺,从而对原文的阐释性不够。     

论小说翻译中叙述距离的传译——以《泥土》中译本为例

叙述距离的远近调节是塑造人物、建构情节、表达主题的重要手段。作者通过使用自由间接引语对人物内心活动进行刻画,用间接引语进行有距离感的客观叙述,形成有对比反差的叙事效果,以达到突出主题的目的。在小说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认识到叙述距离的重要性,仔细辨认叙述距离的差异并给予其尽量精确的传译,以求向译文读者展现原文的风采神韵,避免由于译者介入而造成艺术价值损失。     

丧葬仪式与神圣叙事——论畲族(东家人)史诗《开路经》的活态演述传统

畲族(东家人)史诗《开路经》是历代口传的长篇叙事诗,至今乃以活态形式在民间丧葬仪式中演述,仪式的现实诉求促使史诗得以世代传承,歌师在现场演述中不断完善神话故事的情节结构,形成宏大的神圣叙事,彰显族群生存的合法性。为了给亡人招魂驱鬼,引领亡魂认祖归宗,传播民族文化知识,歌师以通晓鬼神的本领,上天堂入冥界,穿越在鬼魅世界,又能重返现场与听众互动,演述中采用夸张、对偶等修辞手法,灵活运用传统的演述程式,以异文同义的句式,多重人称的对话性诗体,形成巧妙复杂的演述技巧。     

论政治小说《中午的黑暗》

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是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政治小说.作者通过主人公鲁巴肖夫与提审员的三次论辩和紧张思考,集中探讨了政治革命的崇高"目的"与所采取的"手段"之间的矛盾,写出了一场伟大政治革命的复杂历程.作者从头至尾都既对主人公的经历有深切的同情与怜惆,又明显超越主人公的自省和反思,对主要人物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选择也予以了无情的审视和严厉的评判.     

试析目的论在小说翻译中的适用性——以《骆驼祥子》两英译本为例

小说以大众阅读为目的,同时蕴涵许多文化特质。小说的可读性和文化传递性导致其翻译中的一对矛盾：适应目标读者的改变与忠实传递文化特征。拟从功能的角度分析这一矛盾,通过分析比较《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认为以“目的”为中心的方法对解决该矛盾行之有效。     

小说《动物庄园》评析

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是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借助动物视角讲述莫纳农庄动物造反以及随后猪首领拿破仑掌权并对所有动物实行暴力统治的故事。这篇小说具有普适性的批判意义。小说既描写了动物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也描写了它们对土地的眷恋和向往。动物追寻自由的努力和寻到自由的可能都给人类以无穷的启示。     

从介词角度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翻译时代

关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及时代一直存在着模糊和分歧,每一种译经在语言上都有其特点,其中虚词的使用能够显示出作者与时代的特色,从介词结构的语序和被动表达式来看,《旧杂譬喻经》应该属于汉代以后晋代以前中古时期的佛典译经。     

从《唐人小说与政治》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在我国新世纪的高校教学中,不仅理工类专业要强调将科研成果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文科教学也亟待反映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给学生以明确的学术导向,以便使之迅速接近学术前沿。鹭江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名师讲义"《唐人小说与政治》就是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多年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结晶。卞先生多年来成功地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研究唐人小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书既为高校"唐人小说"讲授模式改革提供了成功范例,又为年青学子们研文治史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治学门径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从叙事角度看小说《米调》的知青理想

并非像批评家所说的那样,<米调>这部小说是在肯定知青理想.小说通过记述者记述叙述者所叙述故事的方式,拉开了记述者与叙述者不同的价值立场,让读者去思考、分析叙述者所叙述出来的知青理想.因此,小说不仅没有赞扬知青理想,恰恰相反,它是在认真批判和反思知青理想.     

论《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的价值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也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日本古写经与《大灌顶经》研究

《大灌顶经》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撰述的经典,亦即所谓疑伪经.日本古写经中的《清净法行经》和《毗罗三昧经》为《大灌顶经》的证伪提供了新的证据.而兴圣寺写经《大灌顶经》卷一前之所以抄《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度星经》),是出于与《大灌顶经》佛教仪式互补的需要.     

可靠的叙述者:《呼啸山庄》的交流模式

《呼啸山庄》的交流模式采用了设置多层次的可靠叙述者的方式。一是故事外的叙述者,他用读者的眼光探究故事;二是故事内的叙述者,她用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讲述和感知故事;三是人物叙事者,他们对自身经历的叙述和情感的自我剖白真实地袒露自身。作者依靠三重叙述者的叙述构建了与读者的交流模式,成功地为一个虚构故事获得了真实的现场感,赢得一百多年来读者的信任。从交流模式的角度探讨《呼啸山庄》叙事特色,往往为评论者所忽视,却是探索作品艺术魅力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入口。     

游走的视角——解读《五号屠场》的叙述者

《五号屠场》是一部富于思想又精于艺术的非凡之作,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叙述主体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影响着读者对小说的解读,也引导着读者对小说作者的理解。本文拟从叙述者角度解读该小说,从而更深刻地领悟作品的寓意。     

找准定位 突出特色──谈《微型小说选刊》的办刊方略

《微型小说选刊》坚持做到“以读者为中心”的办刊方针,在栏目的设置上做到适应社会生活和读者阅读需求变化,紧抓精品意识不放。实现了“纯文学刊物也能畅销”这一良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