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当家会强化低生育水平吗?——一项关于家庭权力与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

妇女地位的提升对降低生育率有着重要作用。在低生育水平的湖北宜昌农村地区,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权力在生育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男性的生育观念更为传统,男性主导家庭权力可以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而女性拥有越来越自主的生育决策权力以及更理性的、以核心家庭幸福为准则的生育观,但在这部分地区,没有证据显示妇女当家会直接降低生育率。因此,在妇女家庭权力日渐提升的趋势下,为防范极低生育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为妇女生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环境尤为重要。     

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研究——基于豫西田野调查

文章结合2002年全国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及河南省农村居民数据分析结果,应用2009年末豫西农村田野调查中的质性访谈材料,研究中原地区深山村、丘陵村和平原村这三类农村中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研究发现,受外出务工经历的深刻影响,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在城市务工时,受城市现代生活氛围熏陶,生育观念偏重考虑自身个体和小家庭的发展;在农村家乡时,重新受到传统生活环境的浸润和村落家庭生活竞争观念的熏陶,生育观念回归传统。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潮汕文化对生育观念的影响

一直以来,潮汕地区被贴着"重男轻女""超生地区"的标签,这离不开潮汕本地文化的浸染作用,其影响深远。在当今潮汕家庭的叙述视角下,探讨潮汕文化对其生育观念的影响程度和分析潮汕生育文化变迁的情况。通过分析其变迁情况,得出影响潮汕生育文化变迁的因素及变迁的生育文化对潮汕生育文化的影响作用,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孩青年父母再生育抉择的实证研究

目的：了解“全面二孩”政策对青年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探求政策实施中的配套措施。方法：对南京市400名一孩青年父母进行实证调查,了解他们的再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一孩青年父母有再生育意愿的仅占14%;一孩母亲的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家庭再生育意愿越高;意愿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怕孩子成长孤单、减轻孩子养老压力和抵御失独风险;经济压力大、带教孩子太辛苦和年龄身体原因是不想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结论：南京地区一孩青年父母的再生育意愿很低;传统的教育观、养老观、家庭观促进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功利主义教育观与攀比型生活方式阻碍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应积极倡导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制定鼓励二孩生育的福利政策和完善教育服务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

为了给今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重点、战略方向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通过湖北省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的试点,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三要素出发,构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咸宁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宏观层面,政府提供资源和平台,为政策落实提供保障; 中观层面,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社区稳定,用人单位提供生育便利支持家庭成员为企业创造价值; 微观层面,弘扬积极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理念,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由此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项目试点工作提供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在推广中需要注重地方灵活性与时效性相结合,使生育配套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     

从丁克家庭看现代社会生育观念的转变

人类社会要延续,生儿育女是必经过程。传统社会生产力低下,形成了"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生育观念已经根本改变,人们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选择多元化的生育方式和家庭生活方式,其中有一种就是能生育而不生育的无孩子的家庭生活方式,即丁克家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丁克家庭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二十余年并在数量上不断发展,尤其为年青一代的80后家庭所认同。人们选择丁克家庭首先是具有一定的新的家庭和生育观念的基础,其次也有中国现代生活中迫于"房奴"、"车奴"、"孩奴"等巨大压力因素的影响。总的说来,丁克家庭生育观念的选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试析唐代农民家庭的生育观

唐代农民的生育观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同时又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传统的"早、多、男"生育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农民家庭中仍占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比较开明的生育观念,出现了"重生男亦重生女"的观念,从而使唐代农民家庭的生育观呈现一番新景象。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家庭抚育模式:农村青年妇女低生育意愿的分析视角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这需从农民家庭抚育模式视角解释。在一些高度城镇化的农村,抚育模式从夫妻粗放式养育转变为婆媳精细化培优。农民家庭抚育主体从夫妻变为婆媳,抚育成本变高,方式更精细。在新型抚育模式下,个体压力和代际支持压力机制共同抑制了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个体压力机制表现为生育将带来核心家庭再生产压力大、女性职业发展困境、社会交往受阻与生理劳累,导致年轻媳妇不想生;代际支持压力机制表现为婆婆因抚育义务刚性化风险、自养财富积累受阻、老年夫妻感情生活牺牲以及家庭抚育地位边缘化而不愿带。这说明农民家庭在生育决策上有自己的行动逻辑,积极的生育政策应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系统完善生育、抚育、教育、养老等公共政策。     

意愿与行为：“生育主力”缘何不生

青年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其生育意愿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的高低。本文对湖南省260名年龄在18—35岁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三孩政策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发现青年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呈现“双低”,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全面三孩政策态度消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养成本高和生活压力大的现实困境直接导致“不敢生”的生育困境;在文化观念因素上传统生育观的让位和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想的兴起带来了“不想生”的新兴思潮。针对上述成因,从积极帮扶女性发展、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构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计产育子：宋代南方家庭人口的自我调适

宋代南方的福建、荆湖、江南、两浙等地区的不少家庭,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经济危机,注意将人口生育与家庭财力结合起来。这种"计产育子"的生育观念和行为,缘于技术、观念和政策等层面的原因,存在空间和社会影响尚较为有限。不过,它说明了传统中国家庭并非一味追求多子多孙、在人口控制上毫无作为。     

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

生育观念在逻辑上包含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需求三个层面.生育观念借助文化力传播,可形成驱动群体主导生育行为的主流生育观念,而主流生育观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延续性与滞后性.决定群体主流生育观念的本源力量来自经济、社会环境,能动的宣传教育与新兴生育文化建设会推动生育观念的加速转变.这些概念的内涵与逻辑关系,构成描述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     

丁克家庭的成因及社会功能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丁克家庭开始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出现,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丁克家庭在中国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生养孩子的成本太高、婚育观念的变迁、传统家庭生育动机的转变、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原因造成的。丁克家庭的发展壮大对社会有正、负两方面的功能,但它暂时不会上升为一种社会问题。现阶段我们应探寻一种与传统家庭类型和谐共存的丁克家庭模式。     

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居民住房贷款规模快速扩张。家庭负债的不断上升不仅会降低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FPS2018年调查问卷,实证检验了家庭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显著影响了家庭住房负债水平。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家庭住房负债水平越高,而意愿生育女孩数量与家庭住房负债不相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所导致,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的家庭,会配置价值越高的住房资产,进而导致家庭住房负债水平上升。生育意愿主要提升了家庭消费性住房资产配置,此时民间借贷成为主要借款渠道。意愿生育男孩数量对家庭住房负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家庭中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小孩抚养比较高和户主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中更加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从法律层面对女性进行保护,在就业、收入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抑制家庭住房负债非理性上升。     

态度影响二孩生育吗?

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编制二孩生育态度问卷,在江苏省苏北地区SQ市和LY市县域内调查已育青年妇女,分析二孩生育态度对生育意愿、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态度项目中“生育二孩会诱发家庭矛盾”、“加重时间和精力负担”、“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均分均低于2.6。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二孩生育态度越积极（P<0.001）;学历为初中以下者生育态度明显消极（P=0.003）;全职妈妈的生育态度低于各类职员（P=0.006）。二孩生育意愿、行为与态度之间均存在非确定性因果关系（P<0.001）。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二孩生育宣传与教育,尽快制定二孩生育配套政策,尤其是妇女就业、医疗、婴幼儿带教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减轻青年妇女生育二孩的各方面压力。     

21世纪初中国人口的生育观念——基于对山东省一项问卷调查的研究

山东省的一项人口生育观调查表明,21世纪初随着中国全面实行的改革开放,在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和改变,为新的生育观念的确立准备了条件、提供了产生现代生育观念的环境,促使中国人口的生育观念向现代生育观念嬗变,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调查还表明,即使目前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每对夫妻生育意愿平均人数也不超过两个孩子,因此没有必要为将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而担忧。30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既限制了中国人口大规模超负荷的激增,也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即计划生育政策已被国人内化接受了。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原因,目前的人口转变是不稳定的。因此,人口政策应适时作出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新型生育文化作用及建设途径选择

生育文化对生育主体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有深刻影响。建设新型生育文化,使之发挥内控机制作用,对实现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当令传统生育文化惯性影响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应依托社区,从重在引导生育群体支持、理解人口国策,培养其社会公德,提高其文化素质等方面着手。     

从田野调查看佤族传统生育文化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１９９７年作者在云南西盟、沧源佤族地区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材料为基础,从佤族传统生育观对现实生育的影响入手,运用民族学生育文化理论,具体分析了佤族生育文化中存在的三方面问题,即：一、佤族传统生育观与人口控制问题;二、佤族传统生育与婴儿成活问题;三、佤族妇女生育健康问题。认为：控制人口数量,发展文化教育,变革传统生育观念,提高妇女生育健康水平,是佤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当代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探析——基于安徽省芜湖市四个社区的实地调研

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数量的有效调控.2013年底我国开始推行“单独二孩”政策,期望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文采取抽样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访谈,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对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影响.结果显示,当代城市青年夫妇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现象,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政策不配套、婚育年龄推迟、代际冲突等是重要原因.把当前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多方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