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时代宽容精神的境遇

宽容作为带有承诺属性的道德规范,为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赋予了自由性和创造性,成为推动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价值纽带,增进了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团结。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宽容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与之相反,伴随着人工智能的权威性而来的是一种不宽容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削弱了宽容精神的存在空间,使人们愈发疏离自身的自由性和创造性,逐渐丧失了自我确信,走向孤独。反思和寻求宽容精神作为普遍规则在人工智能时代存在的可能性空间,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澄清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的挑战,明确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权威的边界,走出同一性的禁锢和辖制,是新时代人类社会走向团结的理论要求。     

梅洛-庞蒂的涉身认知观研究——走出当代人工智能的认知误区

随着当代人工智能研究与认知科学的发展,梅洛-庞蒂的涉身认知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梅洛-庞蒂的涉身性思想在批判传统二元论的基础上,为现象学找到了新的阿基米德点,实现了认知科学的重大转向。本文试图以梅洛-庞蒂的知觉观与身体观为出发点,揭示出人类认知的本质,进而说明当代人工智能研究中的认知误区,即在于忽视了向人类生存的原初状态的复归。最终,引导当代人工智能研究走出传统认知误区,使其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海德格尔的政治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公案是透视海德格尔政治思想的视角,但此公案应该置于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想背景下。海德格尔批判自由主义的自我和民主制度都是无根的政治学,认为自我脱离了大地民主制度是技术组织下的产物。大地和精神既是海德格尔主张政治回归的源初之地,又是其政治形而上学的落脚点。     

人工智能时代“形势与政策”课的创新与守正

人工智能时代思政课教师讲深、讲透、讲活“形势与政策”课,需要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与“奇”,并在教学场域、教学表达、教学载体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作出调整和改变。思政课教师要牢牢把握思政课的“根”与“魂”,尤其是在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育人指向等方面要守住根本。推动人工智能时代“形势与政策”课的守正创新,思政课教师需要把技术优势与课程属性深度融合起来,用新技术赋能新课堂,强化理论武装提升课程“深度”,细化释疑解惑增强课程“精度”,优化教育引导拓宽课程“广度”。     

对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批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实质上是科学本身的发展观,它只是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的一种新的哲学态度。它是对何以作为科学事实或科学真理的一种哲学思考。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倡导:科学的客观真理只允许确认事实,要求科学必须排除一切价值判断,因此“形而上学”必须排除,既而哲学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者们都力图排除形而上学,使哲学科学化,但是他们最终无法建立具有普遍性的科学观,因而使理论自身陷入不可走出的困境。逻辑实证主义从经验证实原则出发来企图获得绝对真理的努力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科学虽然是人类理性的事业,但作为理性的承载者的人的价值和信仰也是不可排除出去的。科学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价值等非理性因素,因而作为认识论的科学观必然要包含“形而上学”。     

文学“再政治化”批判——兼论文学与政治的深层融通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致沿着从文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从再政治化到泛政治化的路线进行。然而,学界在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研究时,却基本忽略与搁置了文学究竟与何样政治有何样深层关联的问题。检视目前学界拿来作为文学再政治化知识建构前提和指归的政治,无外乎来自于两个系列:一种是事关政治实践性的政治学、政治科学;另一种则是各种主义性的文化政治、政治文化。那么以这两种政治为前提与指归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的知识建构是否自然正当?文学又究竟该面对何样政治并与何样政治在何样层面上融通呢?     

基于“双轨驱动”的人工智能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践课程体系的研究

该文简要概述了“双轨驱动”的实践课程体系在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以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双轨驱动”理论引入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实践课程体系,通过积极开展“双轨驱动”实践课程体系的研究,寻找到一条能将“双轨驱动”理论应用于人工智能专业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最终借助“双轨驱动”理论,有效推动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培养,解决我国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难题。     

人工智能应用背景下商务英语课程“专创融合”实践探索

随着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英语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该文旨在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优势,将商务英语课程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通过文献回顾,该文分析了商务英语教育和创业教育的特点与目标,并提出了课程“专创融合”的理论框架和实施策略,探讨了利用人工智能工具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和实践机会的方法。研究表明：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实施的商务英语课程“专创融合”探索,有助于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为商务英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应用型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以S高校为例

人工智能专业的“专创融合”给人工智能专业教师带来了挑战。S校人工智能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旅游领域的创新型人才。该文针对S高校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在顶层设计上,提出了填补“专创融合”项目研究激励政策空白,将教师指导学生的奖励政策从“双创”立项延伸到学生入驻孵化园,甚至到学生创立公司和获取创业补贴的建议;在教育模式上,提出了将一些常用的创新方法引入课程教学,多采用翻转课堂的建议;在教育资源上,提出了免费全天候开放专业实验室与实训中心、打造专门的创新空间、加强校企合作等建议。     

政治意图的虚构抑或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乔·诺瓦克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清理

＂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已经不能仅仅以＂文本＂对抗＂文本＂的方式来反驳,因为论争的双方都能够在经典中寻找到理论支撑。如何走出这种论争的困境,如何真正找出论争的目的,这些问题在乔·诺瓦克那里进行了客观的清理。在他看来,＂对立论＂思想逻辑的根本之处,是一致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中＂共同持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开火。然后他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四个方面给予了佐证。他在整个清理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科学与政治性原则,以此反击＂对立论＂。这一点,将给＂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一个客观的结论,即这种＂对立论＂并不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而是富有政治意图偏见的虚构。     

马克思恩格斯对亚当·斯密人性论的批判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以"人本性自私论"思想作为其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其经济学合理思想的同时,对其糟粕特别是"人本性自私论"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本性自私论"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抽象化为所有人的本性;商品交换的根源不是"人本性自私论",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人本性自私论"形成的商品交换关系在互利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敌对和竞争关系;私人利益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其内容和实现的形式、手段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人本性自私论"把人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简单化为功利关系,实质是剥削关系、金钱关系;实现"人本性自私论"的基本的经济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人本性自私论"形成的所谓"人道主义"是伪善和不道德的;以"人本性自私"为逻辑起点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实质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批判思想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梅光迪对“提倡新文化者”的批判

梅光迪是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提倡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建构民族新文化,对提倡新文化者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梅光迪的批判包含清醒与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具有一定的肤浅性和情绪性。     

瓦解“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与“偶然性逻辑”的确立——评拉克劳、墨菲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以人类解放为主旨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是一种“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即高度关注经济领域对抗性的政治性问题,这是从经济和财产权的视角切入人类解放这一政治性问题的唯一路径.正是立足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形成了马克思自身对于革命主体——“阶级”的建构.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思考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术语时,拉克劳、墨菲在通向列宁、葛兰西的“思想墓碑”上错误地镌刻了瓦解“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的碑文,从而将“阶级”的思考从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上抽离出来并使其碎片化,以达到其在“资本主义民主”这一既定的前提下实现激进多元民主政治的构想.     

康德"自由意志"的不自由实质--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

自由意志是康德实践理性体系的基石,也是资产阶级自由的理念。而阿多诺认为,自由意志是最大的不自由;自由意志是非确定和无效的;自由就是对包括自由意志在内的不自由的反思和抗拒。因此,人类在实践中要永远葆有对同一性的不自由的批判即非同一的自由维度。     

产教融合下职业院校开展“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该文以“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为研究对象,在新工科建设、产教融合的教育生态环境下,针对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面临的新问题,在新工科典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对“人工智能+X”专业课程体系、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新特点进行研究,结合烟台科技学院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实践,提出适合职业院校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新模式,为提高职业院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质量提出建设性的实施策略和建议。     

试论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以人工智能工具体和意识体的区分为视角,主要讨论了人工智能的言论自由、人工智能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影响、无人机对隐私权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可否拥有公民权利等宪法问题;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定位,能否拥有民事法律权利、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拥有和继承财产等民事法问题;控制人工智能风险的责任分工、制定无人机等人工智能体法律法规等行政法问题;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能力、自动驾驶汽车等机器人造成危害结果后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等刑事法问题;人工智能可否决定国家使用武力、如何使用武力以及相应责任等军事法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视野开阔、范围广泛、内容具体,展现了较强的理论逻辑和学术想象力,值得借鉴。由于人工智能处于大规模使用的初期,现实法律问题的个案有限,相对于解决问题,美国学者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提出问题。     

徘徊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以桑德尔对权利自由主义的批判为例

在社群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中,如果说麦金太尔为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提供了历史和语言学的奠基,并归宗于受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强烈影响的“历史传统限制的实践理性观”,那么桑德尔则更多地借鉴黑格尔主义和后现象学的哲学资源,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自由主义进行了最为明快、尖锐和深刻的批判,但是同时,这种批判也最为典型地表现出徘徊、依违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的特征。本文从自我观、社群观以及对美国政制中失落的共和精神的追寻三个方面全面地探讨了桑德尔的政治哲学,并阐发了笔者对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走出这种三元对峙困境的观点。     

柏拉图诗学思想探微——浅析《国家篇》第十卷中对诗的批判

柏拉图在其代表作《国家篇》的第十卷中,对诗及诗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不过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与真正的国王或真理隔着两层,并不能揭示出真理,因而认为应将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然而,柏拉图在随后所表现出的试图对诗歌加以利用的态度,又显露出了其诗学思想中不可忽视的自相矛盾之处。在笔者看来,这种内在性的矛盾,恰恰是柏拉图政治理想的体现,这不仅与《国家篇》的核心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柏拉图整个哲学思想的一种显现。     

生活世界之外没有理论——本·阿格对肯定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启迪意义

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上看,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问题一直是萦绕着哲学家的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探索方式表现为两种路向,一种强调自然界的优先性即客观性,把现实生活世界看作自然界本身,认为人来自于并受动于自然界.人的世界是从来就有的天然自在的世界,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粹客观的世界.这是一种实体化把握现实生活世界的方式,它取消了现实的世界的超越性、理想性,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是片面、抽象、静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