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展演、管理与互动秩序——论欧文·戈夫曼的身体观

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作用下,身体成为高度可见的日常管理对象。欧文·戈夫曼聚焦于非言语的互动形式,将身体视为一种符号沟通系统,强调其在互动过程中的表征形式。通过探讨身体化的信息交换,戈夫曼认为感官接收和身体化的信息传达是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条件,因此人际互动具有心理生物学特征,身体不仅是社会意义的承载者,也是其表达者,此种身体观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同时,情境化的身体实践和互动管理突显出身体的能动性。戈夫曼关于污名和全控机构的阐述是身体与自我关联的重要体现。戈夫曼的身体观以互动秩序为导向,涉及身体习语、自我的领地和仪式化身体三个维度,同时,他也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回答了互动秩序是何以可能的。     

互动功能主义:欧文·戈夫曼的微观社会学取向

欧文·戈夫曼是微观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面对面互动系统是其研究对象,微观分析是其主要研究方法。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欧文·戈夫曼与功能主义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欧文·戈夫曼的学术传承以及他的拟剧论都不乏功能主义的要素,而且他早期的思想内核主要源自迪尔凯姆、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以功能主义为研究取向的社会人类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功能主义可被称为"互动功能主义",它强调互动仪式和道德伦理,这两者构成了维持互动秩序均衡的两大基石。互动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包含三个要素,即需要、沟通系统和道德规范。欧文·戈夫曼还探讨了互动系统的仪式要求和系统要求,从而对互动实践进行形式化的微观功能主义分析。大体而言,互动功能主义可被视为对传统功能主义的某种修正。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与教育研究

涂尔干是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教育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的,也是唯理性—科学主义的。他指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应是社会事实,这种社会事实是整体的而不是个别的;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是群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涂尔干对教育的研究贯穿于他的方法论中,并集中体现在教育与社会学、教育思想史与道德教育的论述中。对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与他对教育的研究进行梳理,尝试重现他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真实思想和运用在研究上的方法论,有利于对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涂尔干与韦伯：社会学研究方法比较

本文在对涂尔干和韦伯的相关著作的阅读基础上,梳理了涂尔干和韦伯有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严肃科学"的研究方法.涂尔干的学术,致力于使社会学从传统的思辨性体系中独立出来,涂尔干的研究,为社会学成为一门严肃科学提供了经验的对象、实证的方法和规范的研究;相对于涂尔干将"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韦伯则更关注对社会行动之"意义"的把握,韦伯认为,对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而言,只有将"意义"考虑在内,其解释才可能是妥当的,社会学诠释性的解释,相对于自然科学观察性的解释,不啻是一项额外的成就.     

消失的“EE”：关于被忽视幼儿在互动仪式链中的事件流分析

微观社会学中,际遇者之间的互动仪式组成了宏观社会网络的链条关系——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情感 能量（EE）是个体参与互动仪式的结果之一,也是个体吸引其他际遇者的成本。被忽视幼儿是性格内向敏感、逃避同伴交往的 特殊群体,失败的互动仪式中自信、热情、愉悦等情感能量的丧失直接影响其同伴关系发展。依据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 斯的互动仪式理论模型,观察记录一名被忽视幼儿在不同事件流中的内在情感流动与外显行为特征,确定幼儿丧失EE 的具体 互动环节,提出改善被忽视幼儿同伴关系的操作性教育建议。     

戈夫曼拟剧论的内涵、误释与道德性

拟剧论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构成,它包含表演、剧班、区域、不协调角色、角色外沟通和印象管理等六大要素。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戈夫曼对拟剧论作了结构性微调,淡化剧场的隐喻和行动者作为操控者的形象,并对阐释社会世界的拟剧论持保留态度,将它视为权宜性的认知工具。学术界对拟剧论通常存在三种误解:在本体论层面,将戏剧等同于现实;在认识论层面,认为拟剧论是一种保守的理论,并将面对面互动视为零和博弈;在方法论层面,将拟剧论视为诠释社会生活的唯一视角。这些解读均有失偏颇,对戈夫曼而言,拟剧论既是隐喻,也是对现代性的另类批判,同时亦构成分析日常生活的独特视角,它呈现的微观系统并不乏道德感和互动仪式。     

微观与宏观社会学理论融合的经典路向——以吉登斯与柯林斯为例

传统的微观和宏观社会学理论存在明显的分歧,它们各执一词,难以在解释共同的社会现象上达成共识.社会学知识的无序状态日益严重,社会学理论也陷入危机与困境之中.这些阻碍了社会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不少学者致力于实现二者之间的融合,探求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以解决当今社会学理论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吉登斯与柯林斯就是其中两位.吉登斯提出了结构化理论,以结构的二重性取代二元论,并以此来弥合宏观--微观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分歧;柯林斯则从微观的个体互动入手,通过所谓的"互动仪式链".着手构筑微观与宏观社会学理论之间的桥梁.二者的努力为缓解宏观--微观社会学理论的对立以及社会学理论的综合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花间词”的流行研究

如果将唐五代时期花间曲词看作文人之间、文人与民间情感能量互动行为中的"符号资本",那么花间词则可以看作是当时特定社会时期的流行文化符号。文章运用社会学互动仪式链理论,探究文人在"笙箫歌舞"的江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微观情景中,在填词的社会互动的仪式链的交换情感乐趣中,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选《花间词》这一"符号资本"流行的传播本质规律。     

神圣的社会——涂尔干的宗教观和莫斯的巫术理论

涂尔干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性地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人类生活中的主要社会事实:道德、教育、家庭、劳动,尤其是对宗教的经典研究意义深远。莫斯继承了涂尔干的研究方法,对"总体性社会事实"又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文章拟对涂尔干的宗教观和莫斯的巫术理论进行介绍和比较,在比较中把握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的主要观点及他们对宗教和巫术现象的理解。     

符号互动论简述

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反实证的主观社会学,它研究人们面对面的互动交往与作用以及由此引起或改变这些活动与过程的微观社会学流派,又称为象征互动论。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理论成果,它包含了除社会学以外的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被认为是符号互动论的开创者。而布鲁默则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这一概念和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米德的思想。戈夫曼对人们日常生活作出了精辟的见解,提出了拟剧理论和印象管理。     

论涂尔干社会学理论中的宗教思想

社会的秩序和整合问题一直是涂尔干的理论关注点。在其丰富的社会学理论中,宗教思想占了很大比重。他利用自己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对宗教现象进行了探索,在宗教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宗教是社会的产物,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集体意识中逐渐产生的,信仰、仪式和教会是其构成要素,宗教在本质上是社会力量的体现,对社会具有整合的功能。     

戈夫曼、全控机构与自我分析——兼论精神病人的调适与抗争

自我是欧文·戈夫曼的重要研究主题,他以全控机构(精神病院为原型)作为制度设置探讨了自我的机构化遭遇。自我既是情境的产物,亦是神圣的对象,戈夫曼关于自我之神圣性的阐述构成了全控机构中自我之情境分析的理论基础。个体进入全控机构之后,其自我遭受一系列羞辱历程,它被剥夺一切支持物,并通过清洗和改造过程将个体塑造成符合机构设置需要的客体。全控机构中的道德生涯会改变个体的自我观念,使之无法保持完整的自我,面对压制性的环境,个体通过各种形式的次级调适进行抗争,以谋求自我的生存空间。概而言之,戈夫曼以制度性的方法研究自我,旨在揭示自我依存的社会条件,并提出关于自我结构的社会学阐释。     

立法权发展史中的"理论负载":困境与出路

立法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在发展史上受到了主权理论、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但是,这些理论自身却有着诸多的缺陷.主权理论不能解决立法权"正当"行使时应当采取的价值取向问题;理性主义也不能解决立法作为一种建构力量如何与社会秩序自我演进之间协调的问题;实证主义不能解决立法权行使的价值取向以及社会规则的多元化问题,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立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在思想根据上的困境.对这些困境的解决,一方面立法权的行使要接受必要的限制,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建立立基于法社会学基础上的立法观.     

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及表现形式

运用社会学、科技哲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系统分析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4种结果及其表现形式冲突与融合、整合与协调.冲突是由互动双方不同特质和属性之间的相互比较、压制和求同等所引起的分歧、斗争或矛盾;融合是互动双方在完全"消灭"对方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的统一状态,即互动双方的一体化;整合是指科技与社会互动中的一方在受到另一方作用时所作出的一系列调整自己行为以配合对方的适应性反应;协调是互动双方在保持对方独立即不消灭对方的基础上达到的关系和谐状态.     

情感能量的理性化分析--试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

以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一切人类行为尤其是非经济领域的行为,在社会科学界一直备受关注且争论颇多。柯林斯以社会学的视角借鉴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做了重大的修正。他构建了颇具社会学意味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与理性行为目标,试图以此解决利他行为、情感行为等非经济行为与理性人假设的结合, 以及不同价值之间的理性选择等问题。     

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严峻的道德危机,社会出现了道德真空,社会道德严重失范.在此情形下,涂尔干主张重建社会道德秩序,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道德思想,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及其三大要素.本文通过分析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思想,借鉴其理论成果,探讨这一理论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乡村互动仪式的公共性塑造功能及其重构进路——基于涂尔干宗教生活仪式的研究

面对社会发展的道德间隙期,19世纪涂尔干以宗教研究解释道德的起源与变迁,认为仪式活动使道德的“纪律精神”“依恋精神”“自决精神”得以强化,社会运转所依托的物质制度与行动规约得以延续,社会整合也依之加强。据此分析中国乡土社会,贯穿于乡民日常的生产、政治、教化、生活和娱乐等多方面的互动仪式在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结构整合、社会行动牵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面对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互动仪式面临着空间压缩、价值偏离、规则拆解、主体阻隔的环境转变,其公共性塑造功能逐渐衰弱。对此,必须从空间拓展、价值革新、渠道疏通以及载体优化等方面调整互动仪式的生成环境,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内在动能的重生。     

从互动理论的视角浅析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从互动理论出发,提出了两者"冲突型"与"协商型"的互动关系.指出"协商型的互动"更符合时代潮流也符合中国实际.但在目前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在与国际秩序的互动中,更多的还应是中国适应现有的国际秩序.只有在适应的基础上,才能谈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有效影响与变革.     

欧美社会学传统及其对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中欧美传统的主要分歧是:研究层面上,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与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长期并存的欧洲社会学传统;学科制度化层面上,研究职业化和标准化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与研究松散性和丰富性的欧洲社会学传统。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中出现的理论多样化及历史视角回归主要受欧洲传统的影响,而美国传统则在理论综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涂尔干道德社会学方法、内容及启示

鉴于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结合相关资料分析了涂尔干道德社会学的方法和内容。分析认为,涂尔干提倡道德科学,希望遵循严格的方法建构基于不同主体的实在道德;在其道德体系中贯穿着对职业群体的重视,体现了涂尔干介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社群主义的思想,也体现了其借助职业伦理应对社会失范的思路。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对转型期的中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人们应避免＂学西＂中的＂问题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