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河西走廊寒旱农区产业扶贫发展历程

产业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最根本、可持续的方略。以甘肃省永昌县东寨镇发展产业带动脱贫致富为例,运用事例证实、数据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从资源禀赋历史的视角分析东寨镇农民贫困的原因、发展产业带动脱贫的阶段性特征和产业带动脱贫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用时空跨跃的思维方式和历史进程的细微思辨,得出干旱农区产业扶贫是解决农民生活困难、贫困户脱贫、区域性整体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推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乡村旅游-旅游扶贫互动发展研究

国内外旅游扶贫实践表明,乡村旅游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但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问题以及旅游扶贫负效应的存在弱化了扶贫的实践效果,也使乡村居民利益受损。从乡村旅游开发和旅游扶贫的关系出发,在分析旅游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一种合理的乡村旅游开发与旅游扶贫的协同发展机制。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基于SFIC模型的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以养殖产业脱贫为例

后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成为必然选择.多元主体基于各自的角色定位与行动逻辑,在实践中极易偏离目标靶向导致"无效扶贫".以山东省R镇X村的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为例,运用SFIC模型,提出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核心,乡镇政府牵头、村民配合、村干部参与和龙头企业积极带动的"一核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研究发现,党委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作为核心人物嵌入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协调整合多元主体的诉求差异,促成多元主体协同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思路.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农村地区精准扶贫下“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以河南省禹州市烟叶扶贫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实践上,禹州市在推进烟叶产业扶贫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经营粗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扶贫资金渠道单一和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乏力。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要加大对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扶贫资金渠道和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     

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研究——以J县为例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扶志扶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成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扶贫作为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扶贫方式,可以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持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是实现高质量脱贫的重要途径。结合当前中国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政策要求,以平衡计分卡(BSC)为工具构建评价指标框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指标权重的设置,构建以贫困户收入增长与帮扶满意度为核心的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并将J贫困县2019年产业扶贫实施的过程、效果与资金运营等情况应用到本文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中,对J县产业扶贫资金在群众满意、资金效益、资金管理和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油茶产业发展研究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首提"产业兴旺",油茶产业的发展振兴攸关国家粮油战略安全。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在分析当前我国油茶产业发展态势及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对我国油茶产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进行分析,提出油茶产业的振兴发展对策:一要实施油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油茶产业链;二要有效整合财政金融资金支持;三要强化科技支撑,建设国家级油茶技术集成平台;四要做好油茶文化的研究、挖掘、打造与宣传;五要加大油茶地理标志保护与设定法定油茶产区试点。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产业扶贫效率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三阶段DEA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数,在乡村振兴视角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产业扶贫效率进行了静态分析以及动态分析.结果表明,自然灾害、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宏观经济、产业结构都会对农业产业扶贫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且第三阶段所得到的效率值要大于第一阶段,同时约束我国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提升的因素主要为农业管理技术水平以及规模化生产水平.因此,我国各地区应该着重改善自身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且要完善农村农业管理经营模式以及优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规模,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文化创意产业与社区营造互动发展研究--以台湾顶菜园社区为例

本文通过厘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社区营造的内在关系,提出了两者在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空间层面、人力层面互动发展的机理。研究认为：产业与社区在经济互动、文化传承、空间塑造与人力支持的层面下互为推力;两者结合发展可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为人力资源提供就业机会;当地文化、人力等资源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可靠的资源支持;社区在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个广阔平台的同时,其自身的总体环境得以美化,最终塑造出一个具有文化气息的优美生活环境。本文的研究为拓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空间,有效开发社区资源并转化为经济效益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对于最终实现社区产业化、社区文化化具有现实意义。     

旅游扶贫视角下彝家新寨中的彝绣产业发展路径 ——以峨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彝绣产业能增强小凉山彝族地区的造血能力,让特色文化产品发挥经济效益,让彝区群众吃 上旅游饭、摘下穷帽子、过上好日子。在分析彝家新寨中彝绣产业地位及特点基础上,重新审视旅游扶贫视角下彝家新寨中彝 绣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旅游扶贫的角度对彝家新寨中彝绣产业发展的路径提出建议。     

港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以唐山为例

分析了国内外港城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以唐山为例研究了唐山市港口资源优势以及唐山市腹地经济发展基础,唐山市港城经济互动发展面临的问题,结合唐山市港口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了港城经济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生计响应视域下的产业扶贫益贫机制研究——以贵州省瓮安县为例

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强弱,决定产业扶贫成效的高低。笔者认为,农户的生计响应是制约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关键因素,其响应的维度和强度直接反映出产业扶贫益贫的维度和强度,进而影响到产业扶贫的总体成效。本文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阐释"生计响应-多维益贫-持续脱贫"的产业减贫逻辑,尝试建构"4维度-3强度"生计响应测度要素与体系,并以贵州瓮安县为研究样本,分析其产业扶贫生计响应的结果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产业扶贫必须注重农户的生计响应,创建和完善以资产、收入、能力和精神益贫等为要素的多维益贫机制,以期促进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脱贫目标。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政策转向与实践困境——基于D村脱贫产业的考察

本研究聚焦于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机衔接这一时代性主题,理论分析了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并基于对沂蒙山区D村的考察,揭示了在衔接背景下脱贫产业面临的实践困境。研究发现,在脱贫攻坚阶段产业扶贫取得了突出成效,为脱贫地区实现产业振兴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存在差异,要实现二者有机衔接,一方面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对产业政策的发展目标、作用对象以及路径策略进行及时调整;另一方面需要破解脱贫产业在实践中面临的产品销售困难、普通农户参与积极性有限、脱贫人口自主发展产业的能力不足、扶植政策缺乏连续性以及后续管理薄弱等困境。对此,围绕推动脱贫产业提质升级、丰富脱贫村产业结构、培育内生动力以及加强脱贫资产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基于利益干系人的标志性节庆与地方产业互动发展研究——以中国豆腐文化节为例

通过分析标志性节庆的赞助商、参展企业、政府部门、当地居民等利益干系人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消费者是所有关注的核心,在研究标志性节庆产业化发展的产品化开发、市场化运作、品牌化战略等前提下,提出基于利益干系人的节庆经济与地方产业互动机制,并通过中国豆腐文化节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