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王安石的《明妃曲》

<正> 《阅读与欣赏》古典文学部分第五集,刊载了周本淳同志的《古代诗歌里的王昭君》一文。文中说:“北宋的大诗人王安石写了两首《明妃曲》,开始扫去昭君的一些愁容,让她露出了一点笑脸。这是昭君在古代诗歌里的第二阶段”。在这里,周本淳同志从民族团结的观点出发,对王安石诗中的昭君形象以及这个形象在古典诗歌中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用意是好的。但是,却有凭空拔高之嫌,特提出来进行商讨。现在先看王安石《明妃曲》原诗:     

《明妃曲》艺术谈

以昭君的悲剧为题材写成的诗、词、剧、曲非常之多。作家们或同情她在汉宫的不被赏识,或怜悯她远嫁匈奴的悲哀,有的写昭君是为了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有的甚至表现了大汉族主义倾向。作品很多且不乏佳作,然而其见识则大多平平。直到王安石的《明妃曲》一出,便使所有的这类作品黯然失色。这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胜人一筹,而且在艺术上也不落前人窠臼,很可称道。《明妃曲》第一首,着力写明妃的哀怨,结构很别致,好象一出戏分若干场,诗的每一节都有各自的出场人物。“明妃初入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这是写昭君的悲哀和美丽。写美人的美写得好的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字句考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字句考吴宗海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第一首腾芳众口，但在字句方面有异文，现就所见小考如下，以求是正。一、诗题。此诗《唐人选唐诗（十种）》未见，宋李《文苑英华》卷三一二作《芙蓉楼送辛渐长》，选第二首。以后的选本如王安石《唐百家诗选》...     

《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王安石词注补订

王安石的集句诗颇负盛名,集句词亦堪媲美。要注释王词,为其集句一一查明出处,殊非易事。《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选王安石集句词(共7首)3首,其注释尚有未尽或未当处,试补订如下。一、《菩萨蛮》:“数间茅屋闲临水,单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集评”中点明为集句,注释中仅首句出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五句出韩愈《南溪始泛三首》。其实尚有可补者:三句出韩愈《次同冠峡》诗:“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饶。”四句出宋之问《灵隐寺》诗:…     

唐宋学者有关《孔子家语》伪书理论之演成

唐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非今所有《家语》”是《孔子家语》伪书说的第二个理论来源。其实颜氏本意未必是质疑今传《孔子家语》文本的可靠性,宋代的王柏却将颜注发展为“古《家语》”|“今《家语》”文本两分的看法,并提出了王肃托名于孔安国伪造《孔子家语》说。王柏此说的根源在于批驳朱子借证于《孔子家语》校正《中庸》,从而为他提出将《中庸》分为二篇的创说扫清道路。这是《孔子家语》案涉及到的第二个学术公案。     

说“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为儒家重要典籍，其名始于宋代。自汉以后，曾有“五经”、“九经”、“十二二经”之名。历代注流甚多，宋代刊有“十三经疏”，选其影响较大者结集而成。清阮元主持依家本作校勘，加以重刻，即今通行的《十三经注流》416卷本。其中调易购统王强、晋韩伯康注（分别注经传及系辞、说卦等），唐孔颖达流；悄书》为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毛诗》为汉毛公传，汉郑玄笺．后孔颖达流；《周礼Z、《仅礼》均为汉郑玄注，唐灵公彦流；《礼记8为汉郑玄注．后又颖达疏，《春秋在传》为晋江倾注，席孔额达流；《春秋公羊传》为汉河体注，…     

注王安石词札记

接受南京师范大学、学苑出版社的联合委托,为《增订注释全宋词）｝中的王安石至陈偕诸人的词作增订及注释。其中王安石词仅29首（《清平乐·留春不住）｝一作王安国词）,却注出一身冷汗。首先是“大谈禅宗的哲学和心理学”（钱钟书语）的11首：《雨霖铃）、《诉衷情）、《南乡于》（之一）、《望江南》,要注几乎离不开《宗教词典》、《佛学大辞典》。有的看起来很普通的词语,注起来却颇费踌躇,如《雨霖铃》中“贪他眼花阳艳”之“阳艳”,起初把它看成与“眼中之花”同一性质,认为如“太阳之艳”,后来读书偶见“阳炎”一词,解作“即…     

宋诗革新倡导者梅尧臣及其诗

梅尧臣在我国诗史上的地位一直是肯定的。与他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及南宋的陆游、文天祥,都对他推崇备至;直到今天,人们也肯定他在宋代诗歌革新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看来似无异论,但一经深入研究,便会发现人们对他的看法有不少分歧。如欧阳修曾说过:“圣俞(尧臣字)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赏。”(《中山诗话》)可见对他诗歌中的精华所在,欧阳修就有不同的看法。他的诗歌风格,一般说为“平淡”,但这不能所括他诗的特色。他的“力矫‘昆体’”,虽为世所公认,但曾有人将其说成“‘庸体’之杰出者” (方回语),更有人竟将其     

李白《蜀道难》中“峨嵋”考辨

李白《蜀道难》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之“峨嵋”,注家皆云:“四川省峨眉县西南峨嵋山”(为论述方便,本文称之为“南峨嵋”)。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的《李白诗选》、林庚、冯沅君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喻守真先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48年版)、金性尧先生《唐诗三百首新注》、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新选唐诗三百首》注均从“南峨媚”说     

初唐诗杂考(四十)

《田家三首》是王绩作《全唐诗》卷三十七有王绩的《田(一作山)家三首》,题下注:一作王勃诗。《文苑英华》卷三一九也将《田家三首》收在王绩名下,则知宋人对这三首诗为王绩所作并无疑义。而明铜活字本却将此三首诗归在王勃名下,从此,《田家三首》之归属始有两说。《全唐诗》收此三首诗在王绩名下时虽注“一作王勃诗”,但卷五十六王勃名下未收,其倾向性亦很明显。可明确断定《田家三首》是王绩作,因诗的内容风格正合王绩之生平思想及生活情趣。《唐诗纪事》卷四王绩小传云:“大业末,仕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因解去……以《周易》、《老子》置…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别离主题的意趣。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西行的唐诗之路。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     

“商女”指张丽华

杜牧《泊秦准》是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注者对诗中“商女”一词,大都注为“歌女”,如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即注云“指酒家歌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的《唐诗选》亦注云指“卖唱的歌女”。《文史知识》八四年第二期钟振振《商女=歌女?》一文,又别解为“商     

略论方回之宋诗观

方回是由宋入元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他所编注的《瀛奎律髓》（又名《唐宋诗三千首》）是他一生诗学思想的精髓。他以敏锐而高远的宋诗眼光,对宋诗发表了一系列精彩论断。这些观点主要有：宋诗学唐而过之;回护“江西”,倡“一祖三宗”说;虽不喜西昆,但也肯定其“变国初诗格”的功绩;认为‘‘四灵”、“江湖’’救“江西”之彝,却落在了晚唐之下;认为瘦硬与自然,是宋诗格之“两途”;肯定用事是宋诗的一种诗法,而且认为宋诗“善用事”;对于宋代的僧诗这种特有的现象,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注释正误一则

<正>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收入郭老读了鲁实先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后写的《满江红》词,全集注释说:“本篇在收入《蜩螗集》前未见发表过。”此说不确。据查,这首词发表于1940年8月23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题为《满江红并序》,署名郭沫若。     

从释词走向批评——《文选五臣注》研究评析

从释词走向批评———《文选五臣注》研究评析王立群《文选注》研究是２０世纪《选》学研究的难点之一。钱锺书先生在其《管锥编》中论及《文选》时曾说过：“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蔚然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     

北宋《洪范》学简论(续完)

王安石《洪范传》(以下简作《传》)在当世之所以特出于众,首先在于他于仁宗年间,面对弥漫朝野的《洪范》灾异之说,能独抒己见,创为新解,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现实性与战斗品格。关于此点,他在《书<洪范传>后》一文中曾慨乎言之: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子世!予悲夫《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为传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为作传以通其意。……夫予岂乐反古之所以教而重为此挠挠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三) 此所谓“传注之家”或“传注者”,显指董仲舒,刘向父子与所谓孔安国《传》等。至其     

初唐诗杂考（二十二）

初唐诗杂考（二十二）杨墨秋《巫山高》作者辨沈佳期《巫山高》诗云：“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唐诗纪事》卷十一注：“此诗范摅以为佳期之作，而顾陶以为张循。”注之前一句据唐范摅《云溪友议》，后一句据唐顾陶《唐诗类选》。两说各有所据，关键是所据是否可靠...     

《伐檀》主旨探幽

两千余年来,经学家对《诗经·伐檀》的主旨“纷纷无定解”,但是半个多世纪来国内研究者几乎有了一致的意见。早在二十年代,顾颉刚说:《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胡适在《哲学史大纲》第二篇第二章中以及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把“君子”解作当时不劳而食的“大人先生”。他说:“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郭沫若也认为,《伐檀》是剥削者“阶级意识觉醒的反映”。四十年代,蒋伯潜也说:“伐檀之工人生活劳苦,富贵之家不劳而获,享受反丰,故作是诗以刺之。”五十年代,余冠英沿此说认为“这是一首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的诗”。以后,国内凡涉及此诗的有关著述,均采此说。笔者不揣谫陋,拟在本     

红豆春秋

素称“南国红豆”的粤剧又得到了新生。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相思》诗来:“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本诗次句在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中作“春来发几枝?”解放后的一些诗歌选本以及1977年12月出版的《辞海》(修订稿)中亦沿此误,兹为订正: 此诗为宋代刘辰翁《须溪校本王右丞集》不载。宋代计有功编撰的《唐诗纪事》卷十六收入此诗,并纪其事:“禄山之乱,李龟年奔于江潭,曾子湘中采访使筵上唱云:‘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