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有必要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国泰君安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分析民间投资的结构分布和增长态势。同时,综合应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和统计学软件Spss,对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是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民间投资的Granger原因,民间投资非经济增长Granger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研究

采用Granger方法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两者互相促进。这说明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     

对政府规模问题的探究

政府规模问题是我国推进政府改革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从政府规模的概念入手,通过阐述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提出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规模,稳步推进政府改革的措施建议.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除了适当的政府公共支出问题政策外,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高效率的政府支出结构.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支出总量和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中,产出弹性最高的分别为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科研支出,其次是政府关于文教卫生方面的支出,而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全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已经超出最优水平,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则尚未达到我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最优水平,还有上升的空间.     

规模经济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基于湖北省的实证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县乡政府规模偏大,财政赤字严重的现象虽经过1998年严厉的机构改革仍未有根本的改变.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县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公共支出等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在县域层次上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即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县政的管理成本会递减.因此通过调整县政区划,扩大县域人口规模,有助于提高县政管理效率.     

政府规模、政府质量与经济绩效:中国经验

文章从政府规模和政府质量两个维度考察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运用1993—2004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规模和政府质量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通过运用Driscoll and Kraay的模型和方法以及工具变量方法,我们发现,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质量的下降会导致经济绩效降低,政府支出的结构也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通过优化政府规模和提高政府质量来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并且要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     

湖南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别采用相关分析和因果分析两种计量分析方法 ,分析了湖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以及三次产业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 :湖南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其中第二产业对经济拉动的贡献最大。而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则论证了在湖南省的产业结构中 ,不存在某个产业的发展决定其它产业发展的情况 ,三次产业是在相互促进中实现的共同发展 ,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最后 ,就以上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贵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以创造增加值方式对贵州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较低.贵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金融发展对投资边际产出率的显著负面影响抵消了对储蓄和投资的正面影响.     

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关于国家规模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现有的国家规模理论,都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论证国家规模的成因,但关于这一规模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性,以及规模扩张的极限是什么都没有深述。决定国家常规(而非特殊时期)的可持续性最优规模的因素,最基本的仍然是经济绩效。只有长期保持较高经济绩效的国家规模,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本文通过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论证了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规模优势,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国家规模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黄宗羲定律”和“李约瑟之谜”给出了逻辑一致的解释。在充分借鉴西方新制度学派和国家理论的同时,强调了生产方式对国家组织及经济绩效的决定性作用,重返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     

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对世界各国政府职能及其经济增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无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全球化下政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论述政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而对本国经济进行的制度安排 ;政府作用的有关增长模型 ;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边界 ,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保证经济安全应当实行的策略等。     

政府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利用1997—200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我国转型时期31个省区市政府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不考虑政府行为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但引入政府行为后,两者变成了负相关关系。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会带来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粗放式的,会挤出民间资源,从而阻碍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政府应该进一步促进市场化,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来获得正的增长效应。     

老龄化、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7年我国31省份(不合港澳台)面板数据,从政府支出视角解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为:第一,老龄化抑制了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同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明显;第二,老龄化与政府支出通过协同效应会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影响,老龄化的加剧使得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反之亦然;第三,面板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老龄化跨越门槛值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第四,从影响路径看,老龄化和政府支出都会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两类中介影响经济增长,但两类中介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人力资本,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通过技术创新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政府支出则通过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     

规模经济、转移支付与政府规模——以江西为例

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管理费的大幅增加,是导致各级政府财政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县域行政区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许多县域行政划分偏小,尚有广阔的规模经济改进空间;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成为推动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一个主要因素;通过扩大县域人口规模,完善转移支付的分配,有助于减少政府雇员规模.     

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与政府人力规模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长期里,人力资本水平与政府人力规模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在短期里,人力资本水平与政府人力规模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不过,在短期内增加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率,虽可降低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率,但长期内维持协整关系却持续地提高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率与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率并非互为原因。这说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促使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的减缓,但政府人力规模的增长对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的作用较弱。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降低短期的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率。     

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

近代中国社会是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特征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府消费支出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推算的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长期统计数据 ,对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展开分析 ,证实了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对近代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资源政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视角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资源政策,并以该理论和经验分析为基础,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政府角色定位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和推导,得出我国实施资源政策的建议。     

中国政府规模增长及其原因

政府规模增长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是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府规模有了显著的增长。我国政府规模增长在结构和原因上都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政府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的过快增长导致行政管理费支出的超常增长,其深层原因应当从官员的隐性收益和现行的官员制度上去寻找。因此,控制我国政府机构过快增长的途径是降低隐性收益,尤其是降低官员通过以权谋私来增加隐性收益的可能性;同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一种生产前沿方法

将我国1987—2009年经济总体行业和1980—2008年38个工业行业的产出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资本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以及劳动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等6个部分的贡献。实证分析发现:(1)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是促进行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但趋势相反,规模扩张的贡献下降,技术进步的贡献上升并成为最主要的因素,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从规模扩张驱动向技术进步驱动的转变;(2)技术引进带来的适宜性问题导致我国技术效率持续下降,技术效率差异也是行业产出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3)劳动力的结构调整效应要好于资本的结构调整效应,其原因是要素配置机制的差异。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政府类型剖析

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政府的重要目标。为此,就需构建扶弱性政府,而这又需构建与市场谈判势力对称的社会结构,以此削弱市场谈判势力强的利益集团的非市场谈判势力,增强市场谈判势力弱的利益集团的非市场谈判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