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意识与审美建构：南朝士族乐府创作

南朝士族通过文学进行身份意识的标榜,而士族审美的建构是彰显其身份的重要途径。在乐府创作中,士族一方面掌握着郊庙歌辞的创作主导权,实现郊庙歌辞正体的书写,并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与文史等知识的增加提高郊庙乐府的文学性;另一方面在相和、杂曲歌辞的创作中通过对士族心态的书写及哲理性思考的阐发形成与庶族、皇室创作的分流;同时基于儒学文化根基及雅正的乐府观,自觉形成雅的审美追求。     

常州传统祭祀概说

祭祀是古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一种思想文化和意识文化形态,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文章以常州的坛庙遗制为例,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梳理古代常州祭祀活动的源流与发展,对古代常州的祭祀现象作简单的归纳与总结,并揭示出祭祀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     

神道设教——论古代帝王的宗教职能与祭祀文学的核心特征

传说时代的古代帝王被赋予了贯通天地鬼神的世袭神性,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绝地天通”是上古信仰领域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巫现沟通天地的本领为统治者所独占,原始普泛性的巫术文化发展为祭司文化;以天地鬼神崇拜为代表的郊祀庙享成为夏商周三代以来“国家宗教”的核心,包括天帝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及相应仪轨,而根植于血缘宗法观念之上的祖先崇拜更具有现实功利性.汉—唐国家祭祀制度受到原始巫教、谶纬神学、佛道二教的深刻影响.诗歌与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承担着“通天地”的使命,《诗经·周颂》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上古时代形成的国家祭祀形态对汉—唐国家宗教的确立与沿续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郊庙歌辞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     

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鲁国郊天之礼探析

祭祀在先秦时期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周代特殊封国的鲁国祭祀更应该受到重视。鲁国拥有郊天之重祭。郊天不仅有夏历正月祈谷之郊 ,还有冬至日圆丘之郊。两郊皆是郊昊天上帝而以后稷配享 ,且冬至日郊天亦需卜日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浅论南岳衡山的祭祀文化

南岳衡山祭祀文化起源于先民对山川的原始崇拜,虞舜时期开始最早的祭祀活动,到隋代对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庙祭祀,唐宋朝形成高潮。明清两代皇家祭祀活动尤其繁盛。南岳祭祀文化体现了我国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祭祀传统,不仅是南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起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望祀"礼仪考论

“望”在古代是一种盛大的祭祀活动,它不仅有严格的仪式要求,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然而对其祭祀礼节,至今很少有人作出细致的考证,文章试图通过对上古文献中有关祭祀礼节的梳理,描绘出这一上古时期盛大祭祀活动的礼仪形式及其与封禅、巡狩、郊天等帝王祭祀活动的关系,并对望祀的政治意义作出简要阐释。     

论汉代郊庙祀典与诗赋创作

郊庙祀典是汉代诗赋创作的重要主题,对汉代诗赋创作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汉初郊庙制度的地方色彩和对天命神权的重视直接影响了文学领域诗赋新曲的兴造;汉代元、成以后兴起的郊庙复古运动推动了诗赋创作向儒家传统观念转变的雅化倾向;汉末郊庙祀典的式微则促进了诗赋创作中国家观念的动摇以及创作观念的新变。     

北魏平城京郊的礼制性建筑与祭祀活动

结合北魏京郊的祭祀活动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期的礼制性建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祭祀神灵或祖先的场所,如郊天坛、圜丘、祖庙;二是皇帝召开会议、朝会万国、宴请群臣的场所,如天文殿、太华殿、板殿。明堂作为平城后期兴建的礼制性建筑,其主要功用有祀天、祭祖、布政、观天象和敬养三老五更。礼制性建筑近百年的兴建过程,也是平城礼仪制度嬗变的历程。     

“耳文化”初探

耳文化是远古特有的文化现象。声音是初期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媒介和生存手段。在原始思维中 ,声音即其所指称的事物 ,初民通过声音会通神灵控制自然。巫祭仪式是初民交流的中介 ,乐舞是仪式的主要内容。仪式的目的是通过乐舞控制神灵 ,结果却是乐舞创造的秩序控制了人类 ,使人类自己秩序化。乐即诗 ,诗是口耳相传的历史。随着巫术文化的逝去 ,耳文化逐渐湮没不闻 ,但其影响仍潜在而深远地存在着。     

民间祭祀的世俗与功利：“精神货币”需求

从文化的渊源来看,中国民间祭祀宗教精神的世俗性、功利性,无疑根因于中国社会中延绵不绝的氏族血缘关系,中国思想中笼罩古今的儒家实用理性和经济活动中传承不断的小农经济纽带。     

论京剧的审美特质——从休闲性与娱乐性说开去

京剧是我们的国戏,它最本质地传递着中华文化的血脉精神。从文化渊源看,中国戏曲产生于初民劳动之余的祭祀活动,它表达出我们祖先求神庇佑的美好祝愿,宣泄出我们祖先在艰难求生中的种种情绪,载歌载舞,娱神娱人。其后汉代的角抵戏,唐代的参军戏,以至元杂剧、明清传奇,几乎都是沿着休闲与娱乐这一美学追求,在不断向前发展的。京剧,则集我国所有传统戏剧的精华于一身,那出神入化的唱、念、做、打,使它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舞台表演艺术样式。京剧以其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化的美学内蕴,使观众在欣赏时如醉如痴,获得无穷的审美愉悦。但随着现代生活步伐的加快,京剧需要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永葆其艺术青春常在。     

试论萨满文化与鄂伦春族文化艺术的融合

萨满是满———通古斯语族所信奉的原始宗教。“万物有灵”是萨满教崇信观念的基础。萨满祭祀仪式中的法器、服饰、歌、舞等 ,构成萨满文化的一体。受这一原始宗教的影响 ,鄂伦春族游猎文化艺术中 ,包含了部分萨满教意识的内容 ,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融合 ,对鄂伦春族远古文化艺术的传承、演变发挥重要作用     

阳戏“三圣”信仰谫论

阳戏＂三圣＂指川主、土主、药王,他们是阳戏类型的标志。清吉镇宅、降福还愿是阳戏＂三圣＂信仰的宗旨。＂三圣＂由世间＂人＂向天上＂神＂的演化过程,浸润神秘性,并呈多样化的特点。文章采用文献阅读和田野调查结合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元宵节起源新论

元宵节的来源历来说法不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三家,分别为汉武帝太一神祭祀起源说、道教起源说、佛教起源说。然而,这几种说法都难以成立。从节期来看,元宵节的节期正月望日与上古时期元日祈谷的时间孟春元日同为农历正月里的一个吉日|从文化内涵来看,元宵节与元日祈谷的祭祀活动都具有祈求丰收的文化内涵|从活动内容来看,元宵张灯与燔燎祈谷都有灯火娱神的内容。因此,元宵节的起源与农业文明有直接的关系,元宵节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农业祭祀活动,'元日祈谷'为元宵节的滥觞。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典章制度的汉化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在典章制度上的汉化,主要包括藉田、官制、朝仪、律令、崇儒、征隐逸、建学校、养老敬老等方面.汉化的结果,带来这些政权的进步,也标志着当时社会的整体进步.这种进步是少数民族及汉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上博简《鲁邦大旱》的史实背景和思想特点新论

上博简《鲁邦大旱》记载了鲁哀公和孔子就旱灾发生的问对,整理者推断大旱发生在鲁哀公十五年,但根据《春秋》的文例,鲁哀公十五年的大雩并不能称之为大旱,事实上利用重言说理是诸子立说的一种形式,不可完全据信。从思想方面分析,简文有违于早期儒家重祭的传统,简文表现的重刑特色和现实主义品格,和春秋时期的礼治思潮不相适应,其思想非第一和第二代儒家所能有,而和《荀子》中荀子后学的著作契合之处最多,简文可能是荀子后学的作品。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