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是随时间、空间等条件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数值,而是一个变化的区间。通过恩格尔系数,可以判断何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通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可以计算出中等收入的上下限。上海在持续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已产生中等收入群体,并在逐年扩大,运用统计部门的资料,就可以对上海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中等收入群体情况进行估算。     

感知与现实的偏差：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

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测度为基础,比较了收入主观评价方法和客观标准测算结果的差异,收入主观评价结果的影响因素,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典型特征。研究发现,收入主观评价方法与客观标准测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除了客观收入水平,收入主观评价结果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影响因素并未呈现普遍的规律,但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主观评价中都倾向于维持或降低自身经济地位的评价。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界定标准的选择存在多重难题,可以考虑将主观评价方法作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补充或替代,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

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算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偏低,并且显现略微下降的趋势。为了达到“橄榄型”社会70%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求,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借助CLDS数据,本文分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特征,发现他们人力资本积累少、就业质量差、健康水平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低。针对以上特征,本文最后从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具体政策建议。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考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受到需求侧的制约。最大限度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而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需求又有消费能力,对于该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于中等收入及其潜在群体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培育意义更为重大。因此,我们需要在对学术界常用的四种不同的中等收入群体测量标准及其内涵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有差别的测量标准、发挥示范区引领作用、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发挥教育的功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职业结构、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和精准识别与培育潜在的中等收入者。这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将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现状研究——基于CHNS与CHIP数据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加深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受教育水平城镇以大专以上为主,农村以初中为主;工作类型城镇以国有单位、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农村以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城镇呈现协调发展格局,农村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扩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下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上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也需要居民个人不断提升自己获得高收入的能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发展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福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甚至停滞、财政和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金融潜在风险增加、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推行自主创新战略,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深化改革战略。其中,深化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测度与分析——基于国家统计局分组数据的研究

文章在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合理界定的基础上,改进了基于分组数据的收入群体划分和测度方法。通过对1985—2008年我国城镇收入群体的状况进行测度,进而对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得出制约我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     

上海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分析

从房价收入比看,目前上海的房价处于高位,这对有刚性需求的中等收入家庭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文章认为：大力提倡中等收入家庭通过贷款方式来购买商品房隐含着不小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勉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政府提出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方案目前只适用于保障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没有纳入保障范围。解决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限价房开发模式是合适的解决途径之一。     

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互联网消费特征及其经济社会价值

当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背景下,从事新经济新技术、具有较高文化资本和较年轻的新兴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崛起。互联网消费是新兴中等收入群体最具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积极拥抱互联网消费的同时,也展现出作为消费者的能动性和反思性并付诸实践。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所蕴含的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有助于扩大内需并建构一种良性的消费文化,有助于增强社会参与、推动改善社会治理。因此,应从收入分配、职业结构转型和业态创新等多个角度探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扩大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扩大新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是创新民生建设、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消费、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比较研究

我国目前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多将按人口排序、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中等人群收入",与处于收入分布范围的中间水平的中等收入混同。我国当前的中等收入群体明显处于低水平。农民收入分布则呈现以大多数低收入群体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转换的过渡性结构。虽然省际差距有所收敛,但中低收入省份净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为零,多数低收入省市的收入位次难以提高。未来应逐步抬高水平较低但又人口众多的收入群体的重心,形成更高水平的橄榄型结构。应加快产业升级,发展高效益现代服务业,实行以投资合作为主导的省际对口帮扶政策,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扩大农民中等收入群体。     

城镇中等收入居民相对收入水平的实证研究--以省际横截面数据检验库兹涅茨假设

本文以城镇中等收入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00年省际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中间阶层的收入份额表现出线性下降的趋势,实证检验拒绝了库兹涅茨倒U假设。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表明该阶层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利益,但分享份额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控制、税收调整、公共投资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未发挥显著的作用;而存在一定影响的“国有经济投资比例”和“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处于相对下降的趋势中,从而造成该群体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     

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人口学特征分析

本文首次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倍数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以沈阳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经济学消费理论对沈阳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从人口的收入、性别、年龄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并依据相关结论提出了一定的政策性建议。     

东北振兴进程中的城乡居民收入问题研究

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东北三省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改善。但在城乡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存在着城镇居民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收入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提高等深层次问题。由此,对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为使东北城乡居民收入尽快达到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并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应该从四方面入手: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建立工资增长机制,促进工资水平与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一致;平衡投资的技术结构,提高投资吸纳就业的能力;继续增加"三农"投入,加快城市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对策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羁绊.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收入差距拉大、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及不同阶层差距拉大等特征.从根源上看,既有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也有分配体系改革滞后造成的影响.破解这个难题,可以从稳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以及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着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

中国在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大部分经济体会在这一发展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以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分析和阐明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动态地满足这些条件。     

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农户经营性收入——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信贷规模显著扩大、信贷效率显著提高、金融服务范围持续扩大,但是农村信用社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基于江苏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是否从农村信用社贷款,仅对中等发展水平地区农户和中等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有显著影响,是否从商业银行贷款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和高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有显著影响;两种贷款方式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均没有显著影响。低收入农户收入低、承担风险能力弱、缺乏抵押品,无法弥补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时的高信息甄别成本,难以获得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导致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入中高收入农户手中,扩大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此,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信贷资源更多地向低收入农户倾斜,确保低收入农户贷款的可获得性、可持续性,减少福利分配的差异,从而促进整个农户群体的帕累托改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走向共享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与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以广东为例

运用官方相关统计数据,多维度地分析广东社会阶层结构现状。研究发现,广东中等收入群体呈逐步壮大趋势,现代化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从收入分层角度看,低收入群体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均呈上升趋势;从职业分层角度看,出现"非农化"和"白领化"趋势,农业劳动者阶层人数逐步减少,蓝领阶层持续萎缩,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持续上升;从教育分层角度看,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比例逐步减少,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逐步增加。但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速度太慢,体力劳动者比例仍然很大,人口整体素质仍然偏低,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南京城市居民中等收入界定及分析

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但目前对中等收入的定量界定还没有一个十分成熟的方法。笔者借助国内外几种界定方法,分别用主观评价法、比例法测算了南京市城市居民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分别预测了2005年2、007年2、015年南京市中等收入者比重,并提出了提高城市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