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权利初探

在社会生活领域中,道德权利现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现象,是体现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道德关系的重要环节,研究道德生活中的权利现象,并把它引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建立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的直接需要,也是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直接需要。     

德性与道德责任

德性作为一种稳定的内在精神定势,它是人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内在基础和精神动力。在抽象的层面上,德性表现为超越人的动物性、人的当下社会生命存在状态和精神生命的一种内在动力;在现实层面上,德性又通过道德责任实现从普遍性和抽象性向特殊性和现实性过渡。与此同时,德性与道德责任在道德行为中达成一种彼此互动的现实关系。     

从“任性”到“和解”：当前社会道德问题的根源与伦理策略

任性,使得金钱与权力这些现实世界中的伦理普遍物失去了伦理本性而成为任性个体的欲望存在,甚至沦为社会冲突的个体行动工具。任性的道德冲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任性"普遍物的道德冲突,产生了"道德贱民"与"服务的德行"腐化;其二,个体性与普遍物之间的道德冲突,凸显市民社会"有财(富)而不富(足)"的贫困现实及官民对立的矛盾;其三,个体性与个体性之间的道德冲突,表现为"不行动主义"的道德冷漠以及"行动主义"的道德绑架以至"丛林主义"的暴力伤害。现代多元化民主社会中不能简单地排斥任性的特殊性原则,但也不能任由其"虚无化"的发展,而是在与伦理性的调和统一中得以保存,这就是和解的道路。这需要:第一,制度上的和解,即通过制度的历史变迁实现对公共领域的规范性重构;第二,重视家庭作为和解的中介机制,介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家庭是培育个人与共同体统一的情感与规范的训练场;第三,个体间的和解,他者的在场是对任性行动的自我否定,是自我与他人和解的前提;最后是自我的和解,行动的动机与理由统一,人格同一性的实现。     

拯救中国的道德：人人都成为合格的公民

陶东风先生，在《道德理想主义与转型期中国文化》一文中说，在我看来，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与文化选择所建构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它的核心是生活目标的个体化、私人化、不公开化，与达到目标的手段的社会化、普遍化、公开化。它承认每个人都有设计与追求自己的私欲与生活目标的自白但同时这种追求又必须遵守社会普遍的公开的规范（其核心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因而市场经济绝不是如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是无规范的混乱状态，只是它的规范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的，而是通过人际之间的契约关系自发形成的。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生活目…     

关于道德与幸福问题的思考

在道德与幸福这两大伦理学问题上,一些伦理学家强调道德,把道德作为个人和社会的终极追求目标。本文认为,道德不是幸福,不能把道德作为个人和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个人和社会的终极目标只能是幸福。以幸福为终极目标,更符合人的本性,更符合人的整体需要,更符合社会的使命。道德是人们追求幸福的社会条件,对于幸福来说只具有工具意义。     

孔子道德本位的社会秩序论

春秋末期处于社会失范状态,孔子提出以道德为本的整合社会秩序的主张。道德本位相对于武力本位、刑罚本位而言。孔子以为,由乱而治,最重要的措施是维护和重建“周礼”所确立的道德秩序,对人们施以道德教化,调节社会行为,以此化解现存社会问题。推行道德教化的主体是君子,作为外在社会规范的“礼”和人的内在自我完善属性的“仁”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     

浅谈领导干部的道德人格及其社会功能

道德人格是一个人道德素质和道德面貌的概括,领导干部的道德人格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领导干部的道德人格的特殊性决定它对社会也有其独特的功能.     

论道德能力的涵义及其特征

道德能力是一种道德思维与道德实践、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相统一的特殊能力。作为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它是人完成道德的行为所必需的心理特征,是形成道德品质的开端。与一般能力相比较,道德能力具有受动性和主动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独特性相统一、稳定性与可变性相统一、独立性与连贯性相统一等特征。     

论管理的道德性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和伦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崭新课题。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人们对管理和伦理关系的认识早已随同两者的产生而产生。近现代以来,由于管理对象不断扩大的普遍化趋势、人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作用的主体化趋势、管理的人文化趋势和企业竞争加剧与社会压力的扩大化趋势,更加强化了管理与伦理的内在联系。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人为的外在强加,而是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其内在根据在于管理的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正确认识道德的“应当”

把道德的“应当”从认识中提炼出来 ,表明人类对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的自觉。对“应当”的认识 ,就是对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解决矛盾的必要性的反映。道德的“应当”是真与善的统一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它的客观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对人的应然性要求。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应当”的思考和选择。人们作出道德“应当”的选择 ,不仅要靠个人的觉悟和智慧 ,而且也要靠社会或集体的正确、细致、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     

论志愿精神与道德的内在关联

志愿精神作为人类精神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志或特殊形式,被前提性地预设为是道德的。通常认为,志愿精神与道德一样,属于人类生命世界的一种高级精神存在,融合着德性、实践性、价值性的基本内容,又体现出德性、实践性、价值性的显著特征。但要真正挖掘志愿精神背后包孕的道德基因,又往往缺乏前提性基础。因此,笔者试图以道德与实践为明线,以生命实践的价值理念为副线,尝试着分析道德何以先在地作为志愿精神的前提与可能,并进一步探讨志愿精神的道德合法性的三大来源,初步判断得出合道德的合法性是可能的,人们应当在实现"道德的实践"上做出自身努力,特别是要为道德的合法性与实践有效性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寻求基本路径。     

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关系论

朱光潜不是一个否定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美学家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有直接关联 ,也与朱光潜希望改造社会的愿望有关。但朱光潜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三种解答 ,没有解决文艺与道德的内在联系问题 ,他对文艺与道德特性的区别是模糊的。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多维透视

如果仅从某一个视角去探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得结论的说服力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将法律与道德放在人学的、伦理学的、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多棱镜"下,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     

关于科学与道德关系的理性思考

本文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科学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理性思考。     

戴震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新诠释

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向来是儒学的主题之一.在原始儒家那里,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知识如何服务于道德,知识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在理学中,道问学总是服务于尊德性这一目标.由于脱离了知识从而失去了真理的内容,道德很容易降低为个人的意见.戴震认为,道德必须在认识论中才能取得它的可靠性和合法地位,否则必然导致独断论,还可能被权势利用,成为杀人的借口.他以道德知识化、知识道德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力图在此基础上实现仁与智的统一.     

民族特性与德育——德国、日本德育共性研究

从德国、日本德育共性研究看 :一方面 ,德育体现出本民族的特性 ;另一方面 ,本民族的特性通过德育而进一步强化     

严复与福泽谕吉智德观比较

严复与福泽谕吉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启蒙思想家,都提倡提高国民的素质,但又有所区别。同为“开民智”,严复有感于八股取士的腐朽,提出新式的教育理论和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但却受限于政府主导一切的国民教育模式;福泽谕吉肯定明治以来政府日益完善的教育体制,倡导以学者为先导,学者、民众、政府三位一体的国民教育模式。同为“新民德”,严复始终处于中西学的矛盾之中,摈斥“天赋人权”;福泽谕吉却尽力引入西学,以求取代汉学在日本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所以热赞“天赋人权”。     

法与道德的异同及功能互补--兼论实践中法与道德的矛盾

法和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在人类的特定历史阶段 ,二者不可或缺。从概念上分析 ,二者的区别仍然很明显 ;从功能上看 ,彼此间相辅相成、相互适应。实践中 ,法与道德在寻找契合点时常常发生矛盾 ,且主要反映在立法层面上。     

论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

在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国家中,如何看待并处理好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关系,是一个事关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大问题。本文分别就民族道德统一于国家道德;民族利己主义——为国家道德所不容;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最高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笔者认为,必须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并认识这一问题,因为它事关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对构建和谐民族、和谐国家、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道德的自由"与"自由的道德"--儒家"至德"观与道家"上德"观之比较

儒家与道家的"至德"或"上德"皆以自由为理想价值目标,但儒家"至德"论的自由因是依善性的自觉和靠规范的进路而至的自由,故它是一种"道德性的自由";道家的"上德"论的自由因是依人的自然之性自然而来的自由,它舍弃了规范的进路,故它是一种"自由的道德".尽管如此,二者之自由皆是需要主体自觉才可能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