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对政策制定和传播民主化的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以其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以其离散、无中心的结构模式,形成信息瞬间生成、传播实时互动的时代新特点。网络扩大了政策传播的空间,推动了政府的政务公开和公众的自主参与意识,强化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与此同时,互联网导致了信息分配的不平等,潜伏着公众过度参与以及网络传媒商业化的自利行为等各种危险。     

提升我国网络媒体国际传播力的路径探析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作为互联网后发国家,我国网络媒体国际传播力的提升,一要创新传播思维,全面掌握"互联网思维",正确解读"话语权思维",灵活运用"隐性传播思维";二要优化传媒布局,继续提升政府网站的国际化水平,推动官办国际传播新闻网站的合并重组,加大对民办国际传播网站的政策支持,强化与国际主流网络媒体的合作;三要积极回应国外网民的信息诉求,在媒体层面建立国外网络受众跟踪调研机制,在市场层面推动国外网络受众调研的商业化,在学术层面加快国外网络受众研究理论的转化。     

论政治传播的公共性

"公共性"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范畴。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在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公共性由于其政治品性与政治传播关联。政治传播作为由政治体系、传播媒介与公共舆论三个要素互动所构成的有机过程,其公共性体现在过程、内容和效果三个层面。政治传播过程的公共性是指政治传播是依据公共舆论调整政治活动、谋求公众支持的过程。政治传播内容的公共性强调政治信息在政务公开、政府新闻发布、政府危机管理、政府公共关系等政治活动中的公开传播。政治传播效果的公共性强调民意调查等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新时期,中国政治传播面临转型,急需政治传播的新观念、新话语体系、新运作模式。     

危机传播管理中政府公信力“话语权”的建构

危机传播管理中,主动把控有公信力的"话语权",加强与媒体、公众有效互动,引导舆论,化解矛盾,是考量与提升政府执政管理能力的试金石。反思目前政府公信力"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极为复杂,不仅有政府管理理念、运行机制等自身的缺陷,而且也与公众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主流媒体责任感的淡化、社会思潮的变迁以及传媒环境的激变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产生的"化学堆反应"有关。建构有公信力的政府话语权,既要对公信力话语权的建构理念与建构路径进行战略性研究,又要提供系统、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性的战术性对策。     

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使社会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传播权开始分散,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受到挑战。社会传播格局的变化使政府传播面临直接传播陷入"塔西佗困境"、间接传播效力弱化、舆论调控手段受到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提升传播力:善用、善待、善管媒体,提高政府新闻执政能力;创造"白箱"政治,提高公众对政府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转变政府角色,提高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平度。提升政府传播力是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执政理念和传播观念的转变,也需要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的改革。     

危机传播、新媒体定位与舆论引导

新媒体传播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使其在危机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是危机潜伏期的"预警者"、危机爆发期的"信息源"、危机蔓延期的"扩散体"、危机模糊期的"辟谣者"、危机结束后的"反思者"。发挥危机传播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应加强新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及时公开信息,反映真实舆论;加强新老媒体的融合,强化危机传播的效果;将舆论引导的优质化与社会主义的法治化相结合,发挥法律规范的功用。     

河南省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互联网信息传播及其治理研究

河南省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在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处置中,互联网信息传播及治理是危机处理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也是政府危机公关成败的关键。从研究河南省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现状入手,结合传统马克思新闻理论与西方传播、媒介理论,建构了符合河南省网络舆情的传播框架,并以目前的互联网信息传播体系为基础,提出了充分体现政府主导性、媒体客观性、公众理性参与性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三方互动网络信息传播模式。     

危机传播、危机意识与公众风险感知偏差

建基于人们认知和判断的危机意识,既是危机传播所必然指向的重要对象,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危机传播策略的基本依据。基于能力和认知的局限性,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存在各种偏差是一种常态,而依照风险的主观性、个体认知策略并结合危机传播情境,可将其归结为可及性偏差、代表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三个基本类别。公众风险感知既是其危机意识的外在形式,也是推动危机意识演化发展的直接原因,而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的潜隐式互动,始终伴随着公众风险感知偏差的强化与放大、颠覆与改造、重构与整合、扭曲和漂移。为此,在危机情境或危机事件中缩减公众风险感知的偏差,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等公共部门的风险沟通能力、推动媒介回归社会裂缝机制修补者角色,以及公众科学素养的持续提升。     

聚拢民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础——基于公共空间理论的分析

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决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程度.思想宣传的过程实际上是宣传者与受众双方合作的过程,鉴于公共空间视域中的大众传播,视公众为必不可少的传播要件,因而聚拢民众是基于该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之前提基础.媒体要聚拢民众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传播,就应当确立"以人为本,服务大众"的理念,强化自身公信力;加强媒体监督,当好公众利益的守夜人;搭建互动平台,提高媒体对公众的亲和力;提供增值服务,用服务吸引公众.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策略

在诸多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可能.而借助于新媒体,公众正成为传播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公众在危机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政府要积极与公众进行互动对话和权力分享,使民间力量充分、全面地参与到危机传播中,在双重话语空间的冲突与调和中尽可能地掌控话语权的"制高点",从而在危机舆情收集、危机舆论引导和危机决策中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协商,最后化解危机.     

政府传播:公众信息反馈问题

公众信息反馈是政府传播中的重要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强化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 ,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好合作等 ,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运作的角度说 ,公众信息反馈渠道的长短、信息传播渠道的容量以及信息渠道的多样性等 ,是制约公众信息反馈的重要变量。同时 ,培育公众组织也是提高信息反馈质量的基础性环节。     

中国政治传播体制与政府的多层合法性结构

由于政治传播使公众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大量的政治信息,从而对公众的政治心理产生作用,所以政治传播会对政府合法性水平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管制性政治传播体制下形成了"俯视型"舆论监督机制,这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水平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造成了不均衡的多层合法性结构.因此,研究如何完善政治传播体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对地方政府形象的改善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至关重要.     

区域传播与城市形象塑造

新媒体时代公众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城市形象传播也打破了传统媒体时期媒体给受众“灌输”信息的现象．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集合了更多动力。在新媒体环境中,推动西南地区形象更加立体、全面的传播,应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形象植入式传播策略等方面着手。     

环保传播舆论场域研究:媒体与公众二维视角

环保传播主体、客体以及对象的深刻变化使环保传播以媒体为本位的传统环境新闻模式向媒体与公众二维本位环保传播的新社会运动转变,并形成了全民参与的环保传播舆论场域。环保传播舆论场域能够持续形成社会舆论及压力以传播环保知识、监督约束环境行为。在主体自身因素、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环保传播会出现舆论场域异化等困境和问题。为此,应从主体培育、制度建设和环境优化多角度进行治理,塑造公众环保意识,培育社会绿色环保舆论,推动环保传播有效发展。     

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噪音及意义构建

自媒体语境下,公众的批判性、非理性以及话语失控等新的公共话语范式,给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及有效的舆情引导带来诸多噪音干扰。作为政府信息最外显、最关键的传播载体,政府话语所体现的噪音干扰主要表现为信息显性的话语符号冗余与隐性的传播意义阻塞。因此,各级政府要增强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效果,一方面,要树立话语责任,提升官民良性沟通关系认知,有意识控制政府话语的冗余传递,避免突发情境下政府信息传播的误读损耗;另一方面,要善于构建官民话语共通的意义空间,不断扩大官民信息交流的话语公约数,重视政府信息传播中的"共情",进而提升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试论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

从传播学角度对红色经典及其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是深入研究红色经典的重要方面.红色经典自诞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传播阶段: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之前(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文革"结束至80年代末(1977-1989年)为第二阶段,1990年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传播效果分别可以用子弹理论/强大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和适度效果模式加以描述和分析.衍生文本的盛行,是红色经典传播中的突出现象.     

文化因素在企业危机传播中的影响及利用——兼析两大跨国企业的危机传播策略

根据Geert H.Hofstede著名的"文化五维度"理论,韩国LG电子和肯德基两大具有代表性的跨国企业,在面对企业危机时的传播行为,显示了其背后存在的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等不同的文化因素,及其给企业危机传播带来的影响.成熟而良好的企业文化是要在危机产生前就建立危机传播机制;在危机爆发中,与媒体和公众良性互动:在危机平息后,汲取经验,重建企业文化.     

媒体传播与版权保护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媒体传播与版权保护具有密切关系,进一步增强媒体的著作权意识,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教育功能,保证媒体传播合法规范,对于推动版权保护工作,保护民族创新精神,维护媒体的合法版权,促进版权产业的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媒体传播力概念辨析

对"媒体传播力"概念中的"媒体""传播""力"三个子概念进行理论溯源发现,"媒体"有物质技术、组织中介、泛媒介化三种研究取向,"传播"有传递观与仪式观两种视域,"力"有能力、效力、权力、动力、作用力五种模式。三个子概念在不同偏向下形成了特定的关系组合,产生了不同意义的概念取向。由此形成的"媒体传播力"概念理论模型,可以厘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探究不同情境下媒体传播力的意涵。     

数字史学传播若干特征

数字史学传播与数字文明相对应的是一种数字媒体社交传播,是各种平台的“交流+互动”式传播,体现着虚拟时代数字史学传播的特征。数字史学所传播的对象是经过数字化技术加工、处理的、无法感知的数字文本,即数据和信息,呈现出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数字时代特征鲜明的数字史学传播。非纸质数字史学载体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内贮存和传播传递,“分享”“共享”、互动等强化了广泛参与性、多样性特点,扩大了传播规模,提高了传播传输速度。多重媒体创造的平台,让数字史学的传播凸显了“媒体、平台、互动、参与”等一系列优势特色,促进了传播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