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的生存环境及其处世心态——兼论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立国之初 ,即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裁抑武臣 ,优渥文士 ,高其官职 ,厚其俸禄 ;同时 ,改革并完善科举制度 ,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士人的仕进之路大为改善 ;而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又拉动了社会文化 (特别是俗文化 )的消费。于是 ,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意识膨胀 ,纵情享乐之风炽盛。与之相应 ,文学创作中“感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被淡化 ,而“艳科”词却在世俗享乐之风的刺激下繁荣起来。但是 ,宋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强化 ,又束缚、压抑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为缓解这种压抑和束缚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文人士大夫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个性自由的追求进行重新整合 ,既重外部事功 ,又重内在修养 ,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并行不悖。相应地 ,宋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享乐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探源

自宋代开始,士大夫从事货殖经营的活动日益突出,货殖经营之风愈益渗透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之中.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的贫困化和平民化紧密相连;宋代浮薄华侈的社会风气和士大夫义利观的转交,则为宋代士大夫从事货殖经营提供了肥沃土壤和文化心理机制.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论北宋的体制之争

一、汉唐帝国的危机与宋人的忧患意识纵观宋朝历史,我们可以感觉到从君臣到一般士大夫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根源于汉唐帝国的全面危机。这些危机主要有三点:一是贵族分立势力的猖獗;二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强盛;三是汉文化的衰落。它们使宋朝君臣士大夫产生了烦燥、忧虑、恐惧甚至没落的情绪。     

宋代诗歌的中年文化心理

宋诗代表了一种中年文化形态。中年文化心理体现在宋诗中,具有五个特点:沉重的人生沧桑感与不得不达观的人生态度;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情怀;以平淡为美、以老丑为美的风格追求和成熟、理性的思维模式;以议论、哲理入诗与理学诗的盛行;重视主体审美感悟与人文化世界的构筑。     

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

宋代文化政策之宽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由多种历史条件交合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宋以前中国多元文化格局及宽明文化政策历史传承的结果;其次是宋代抑武重文集权措施之偏倚所造成;另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士大夫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对皇权进行约束,是宽明文化政策之保障。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及其文化蕴涵研究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具有封闭、宁静、幽雅、黯淡等多方面的审美特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深深的庭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审美空间,使文人士大夫能够与社会俗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实现了他们诗意化的生存追求,同时,庭院意象也折射出宋代词人保守、内敛的文化心态.庭院意象在宋词中的频繁出现,这与宋代柔弱、保守的时代背景,以及文人士大夫的避祸心理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庭院能够作为审美对象,也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展,以及文人士大夫受园林艺术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宋代士习奔竞原因的多角度考察

士习奔竞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其形成大体有以下方面的原因:士大夫阶层投机性政治心态的作用;传统官场文化的影响;宋代选官制度方面的痼疾;制度运行中产生了变异.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已取得不少实绩,尤其在党争、科举、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上,有较大突破.要使研究深入,应结合宋史观以比较唐宋文化,认识由进士文化到士大夫文化的转变.此外,夷夏观的不同,造成了唐宋两代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宋代在主流的士大夫文化之外,尚有多元的文化;而宗族共同体的建立,又使家族文化极为发达,且与地域文化结合成新的文化景观.研究宋代文学不能单纯、孤立的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应与思想史、哲学史、制度史作更广泛的结合,应注意文学与学术、艺术的关系,应具有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延伸的学术眼光.     

宋代重文轻武国策对士风的影响

重文轻武国策是研究宋代文人政治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政策在整个社会系统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不能小视。宋代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治统治需要的重文轻武国策,不仅在实现政权稳固、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文化繁荣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统治集团构成阶层的士大夫社会风气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和影响。     

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及其价值的永恒性

忧患意识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推动着人类自身的前进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从忧患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起源和发展变化入手,把人们的忧患意识分为自然忧患意识、人自身忧患意识和社会忧患意识,并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忧患意识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绝不能没有忧患意识,要始终保持对自然的忧患意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始终保持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始终保持对社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论宋代官方谕俗文与基层社会控制

宋代教育事业、印刷业发达,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政府采取了“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家法,这些为谕俗文的产生提供了文化、物质前提与政策背景。宋代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站在国家的角度,通过谕俗文向基层社会宣传封建伦理说教、法律制度,有助于礼教深入民间和国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且对以后的社会发展起了相当的借鉴作用。     

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潮及其特点

1 清王朝到了嘉道年间,昔日“康乾盛世”的遗风早已烟消云散,统治者的昏庸腐败,西方列强的侵扰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使社会日益动荡不安,在不断深化的社会危机面前,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怀着对国家兴亡的使命感,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走出考据、穷经的故纸堆,开始面对现实,揭露社会中的黑暗腐败现象,倡言经世致用,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主张,一股经世致用思潮便应运而兴。     

宋代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透视

洞霄宫是宋代杭州的著名道观,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数量颇丰。北宋时期,游宦东南地区的文人将洞霄宫与隐逸文化联系起来,将其作为停留休息之所。其中,苏轼对洞霄宫的歌咏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至南宋,重建后的洞霄宫成为了御前宫观和道教中心,文人游览题诗者骤增。洞霄宫道士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也是文人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宋代特有的宫观官制度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有提举洞霄宫的经历,这对其社会地位和受文人关注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

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取得了维护赵宋统治,安定政治局面的积极意义.出现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推行的"士大夫政治".在宋代后妃参政活动中,士大夫始终参与,密切监控,主导进退;全面规制与掌控了这一过程的诸多方面.宋代后妃参政整体意义上的积极意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成功的一个方面.     

商业文化的发展与宋代士林风气

在宋代商业经济和由此崛起的商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宋代士林风气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即从"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衍生出对世俗人生的关注和体验:重商拜金,崇尚奢华,蓄养歌妓成风,"士志于道"的高雅人生信仰已部分地被世俗享乐人生所替代。宋代文人士大夫生存样态的变化,折射出商业文化对"人欲"肯定和张扬的价值观,已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行为。     

论穆宗初至懿宗末的唐人传奇

从穆宗初到懿宗末(821～873),唐人传奇的成就以传奇集为主。由于此一时期社会矛异常尖锐,唐王朝正一步步走向衰败,生活在该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较以往更为强烈,作家们对政治特别是对关乎国运的重大问题 格外关心,传奇作品亦多有影射和抨击社会现实的内容,富于批判锋芒。此一时期传奇的艺 术风格也有许多新变化,一些手法或方式如情节的戏剧性、意境的创造等都有新的发展。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轨迹与渊源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是士大夫主体以宋代社会经济、政治架构的变化为深层动因,以儒家仁学精神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在摄取佛老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以追求人生理想、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为目的的道德学说,体现了士大夫群体政治主体意识和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它的形成是对儒家道德思想的传承与提升,标志着儒家道德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宋经筵中的师道实践

依托士大夫阶层实行全面文治,是宋代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促使宋代儒学高度发达,士大夫阶层政治主体意识、精神自觉意识同时高涨最重要的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宋代儒学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政统的道统观,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揆诸历史,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过程."师道"观念经中晚唐至宋初的古文运动,逐渐在儒家学者思维世界中渗透,而在宋真宗、仁宗两朝渐渐完善起来的经筵制度,使得士大夫依凭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优先权,逐步取得对君主的教育权,并将道德规范加于君主权威之上.在士大夫以道自任的基础上,形成道统脱离政统而自足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