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误区与防范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后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城市转型发展的转换器、城市治理模式创新的着力点、人们生活方式变革的突破口。随着我国对智慧城市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全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社会的拉动作用不断显现,智慧城市评价体系逐渐完善。然而在现实中,由于认识、体制、技术等因素影响,造成了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扭曲,存在智慧城市建设一哄而上、城市面貌千城一面、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市场导向不足、资源整合难度大等问题。要实现我国智慧城市持续、健康发展,应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推动智慧城市差异化发展和特色发展,加快技术创新和智慧产业发展,形成市场需求调节和政府引导共同作用机制,实现智慧城市资源有效整合。     

智慧城市理念下的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作为城市发展与治理理念的全面创新,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带来了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城市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也给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为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及信息处理能力三个方面。为了使政府网络舆情治理适应智慧城市理念发展的新要求,政府有必要转变其网络舆情治理理念,构建有效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从而实现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     

现代化语境中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之路

随着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传统城市社区治理的弊端凸显,难以契合现代性之价值诉求,城市社区治理亟需现代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孕育现代性元素,但高度集权管理体制、严重行政化倾向、社区权威空场、政府角色紊乱、居民参与意识失衡等仍然困扰着城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根本完成。城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现实困境,需要从构建多元化治理格局、建设高效互动社区组织体系、重塑现代社区权威、促进政府角色转型、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构建转型之路。     

人工智能背景下政府数据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

政府数据安全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运用人工智能加强政府数据安全治理是当前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一项重要课题,有利于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保障政府数据安全、推动政府治理创新以及促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建设。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未来的战略技术,在给政府数据安全治理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政府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个人隐私数据防护等方面提出新挑战。现阶段,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面临权责关系不明、标准规范缺位、安全审查不当、智能监控不足、技术应用不力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境,须重点从深化数据安全顶层设计、共筑数据安全标准规范、完善数据管理保障机制、搭建数据综合治理平台、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等方面进行治理。     

智慧老龄社会的构建

积极应对老化的一项重要策略是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的作用。科技创新渗透在养老服务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形成智慧老化,智慧老社会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上老社会生活形态的整体改变。智慧老社会建设需要帮助老年人口深度融入数字社会,减少数字鸿沟产生的数字不平等。在智慧老化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包容可以实施四种策略。构建智慧老社会需要依托于科技创新,但是这一过程不只是技术过程,同时需要通过经济产业发展、社会生活运行和制度体系建设的整体发展系统构造得到实现,需要发挥政府责任、社会建设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强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找回居民”：专家介入与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内生动力再造

知识精英以多种不同形式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官僚知识体系的固化、基层运作机制的碎片化与行动者(居民)参与的乏力的相互叠加与彼此强化,共同造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专家学者通过深度介入的方式,帮助基层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中"找回居民",推动以居民参与和社区协商的方式回应居民需求,进而实现城市基层运作机制和治理体系的创新,是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一大新动向。专家学者以居民需求与基层治理为导向,基于专业知识和社会声望,有效地实现了社区行动者参与、基层运作机制和基层官僚知识体系的重构,进而形塑了一种新型城市基层整体治理模式。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智慧城市时代的灾害治理变革——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自然与人为灾害是工业4.0时代城市发生的“不对称威胁”之一,信息与通信技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先进数据科学最新发展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以往无法想象的能力。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智慧城市范式应用于灾害治理,它有效提高了灾害治理能力,甚至成为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智慧城市在灾害治理中的应用包括数字治理、技术治理、智慧治理与多元治理四个基本内涵,它对传统灾害治理形成了新范式、新技术、重新设计、治理能力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政府需要将智慧城市计划作为灾害治理的战略工具,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推动灾害治理变革。政府也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智慧城市规划以保障城市安全,政府规划在灾害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政府、民众与社会组织需要合作共治,才能促进一种更细致与更包容的智慧治理模式形成。智慧城市范式在灾害治理领域的应用也会遇到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社会道德、社会排斥、数字鸿沟、政治偏见、错误信息传播及低效的远程工作等陷阱,政府与民众必须考虑与避免这些陷阱,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它造福城市安全。     

不动产要素驱动城市智慧化作用机理研究

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不动产在驱动城市智慧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从城市不动产优化的视角切入,在厘清城市不动产优化与城市智慧化建设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城市不动产要素驱动城市智慧化的作用机理。最终研究表明,优化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及时更新城市建筑功能与空间布局结构、打造高质量城市公共空间以及持续升级ICT与交通等基础设施能够从六个方面驱动城市智慧化的建设进程：塑造益于知识产生、交流与溢出的城市宜创物理空间,促进城市创新和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唤醒智慧经济增长活力;提升城市宜居性,优化城市创新环境,吸引创新型和知识型高技能人才集聚,提升智慧居民技能质量;为城市智慧治理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和物理支撑,筑牢智慧治理基础结构;提升城市可达性与信息网络连通性,促进人流、物流与信息流等流要素的快速流动,增强智慧要素流动效率;提高城市自然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构建智慧生存环境氛围;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与社交环境,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质量,助力智慧生活提质升级。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否加速绿色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区域的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体系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执行力度,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提供硬约束,保障了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利益,有助于推动示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278个城市2006—2018年面板数据来测度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这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副省级城市更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激发创新活力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更有利于促进示范城市建设水平的提档升级。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顶层设计与激发地方制度创新相结合,将知识产权治理的先进经验向全国推广,形成高质量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结合区域发展禀赋,注重相关政策向西部地区知识产权薄弱城市倾斜;既要重视规制性政策的驱动作用,同时又注重激励性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内生动力的激发效应。     

协同善治视阈下湛江社会组织体制机制创新探索

本文基于官方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湛江社会组织已进入到了持续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整体来看,总量严重不足,起步较晚,发育程度不高。目前湛江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独立自治困境、内部治理困境、资金不足困境和人才匮乏困境等四大困境,应从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加强专职人才队伍建设和创新融资方式等四大方面来释放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作用,创建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三维驱动、协同善治的社会管理格局。     

我国社会信用发展态势与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整个社会在信用上的同步跟进,其治理迫在眉睫。在社会信用问题治理上,最核心的举措之一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对温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诸多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存在于征信体系建设、联动机制建设、政府自身信用建设等方面。鉴于此,可以尝试借鉴整体性治理来破解上述困境,这种破解作用主要通过组建专门的信用主管部门、强化部门和区域之间的联动协作、完善政府自身守信机制设计、推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治理等路径来实现。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表现为对政府行政审批权力的改革和下放,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重构政府市场关系,因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抓手。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市场关系优化与重构需要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针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政府权责困境、组织监管困境和行政管理信息化困境,从思想观念转变、组织队伍建设、制度标准建设和协同治理结构优化方面解决现实问题,不断推动国家行政审批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化视野下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城市社区治理遇到了挑战。尽管城市社区治理所处的困境是非线性甚至是多元的,但根本原因是城市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薄弱、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建设相对缓慢。在理顺政府-市场-基层党组织-城市社区居民四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这是破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城乡治理的升级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瓶颈问题.一是一定程度上存在模仿西方的倾向,有模式化、类同化和形式主义做法;二是片面发展城市而忽略乡村,存在失衡、失当和去乡村化倾向;三是偏向外援,忽略内动力,缺乏发展后劲.这亟须对城乡治理进行升级再造,突破固化僵化思维,获得全新的变革发展.四川天府新区的"公园城市""公园社区""乡村梦"等新探索,可为中国城乡治理提供借鉴.今后,应真正改变对城乡治理的错误理解认识,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快速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城乡治理制度特别是内部制度创新,强化城乡治理的内在发展动能,以智慧特别是民间智慧提升城乡治理能力.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也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展还比较缓慢,存在物质困境、观念困境、体制困境和技术困境等难题,必须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从经济发展、观念革新、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等几个方面去寻求解决困境的对策。     

基于智慧城市视角的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分析

资源城市智慧化转型离不开产业结构升级.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等各种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大改变了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形态,并成为资源城市智慧化转型的制约要素.智慧城市建设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着较强的助推效应,从立足于创新来说,它已经成为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的内在驱动力,而信息技术就如同"引擎",必然在新兴智慧产业发展和对传统产业改造上发挥关键作用.但人们在资源与环境、政府与市场、产业定位等方面存在着认识误区,从系统管理角度出发,要实现产业及空间布局各要素的整合,还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做好产业规划,构建资源型城市智慧化转型的产业体系,立足于自主创新,在体制机制上注重人才开发.     

共享视角下海绵城市创新浓度的提升路径

海绵城市建设是治理水污染、水短缺以及内涝频发等城市痼疾的关键,提升海绵城市创新浓度对加快建设海绵城市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界定了海绵城市创新浓度的内涵;通过对我国海绵城市创新浓度偏低的成因进行分析,发现人才缺失、技术落后、资金短缺以及政府支持不足是造成海绵城市创新浓度偏低的关键影响因素;基于共享发展理念,提出了提升海绵城市创新浓度的人才共享、技术共享、信息共享以及领导力共享等路径,为促进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