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女神》中的“西方形象”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有一个不为学界所置重的现象,即它以拼音文字、文化先驱者、民族国家和地域名称以及其他文化标签等"西方意象","塑造"出一个特别的"西方形象"。诗人对真实的西方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与体验,那些"西方意象"来自课堂与书本,不具备日常性、鲜活性与体验性;抒情主人公往往在认同中以比较的方式和张扬的语气言说"西方意象",将赞美"西方"与阐扬民族文化精义结合起来;书本性也影响了文本的"艺术安排",诗人充分地掌控着那些"西方意象",使它们成为张扬抒情主人公自我主体性的语码,于是文本中所生成的"西方形象"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性格逻辑,具有书本性,是一个充分郭沫若化的"西方形象"。     

吕祖谦“诗人之心”的探求与构建

作为宋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吕祖谦对宋代诗学思想的影响不可忽视。以《门人所记诗说拾遗》作为分析文本,我们发现他立足于传统诗学的"诗人之心",在日常的创作和教学中,发明了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两个途径来发掘构建具有更深层次意义的"诗人之心",这对宋代诗学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无疑具有不可忽视之意义。     

胡风的诗论

1937年7月,胡风在上海自费编印《七月》旬刊,同年7月移至武汉,改为半月刊.作为一个诗人,胡风在《七月》的编辑工作中,对于及时地反映抗日的现实生活、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格外注意,常把它们编排在刊物的首篇.此外,他特别致力于培养和造就青年诗人,注意在《七月》上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因而在《七月》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青年诗人.他们之中有艾青、田间、阿垅、鲁藜、邹荻帆、绿原等诗人.他们的诗篇真实地反映了抗战的现实生活,抒发了人民大众高涨的抗战热情,在艺术形式上,继承和     

黑丰及其《离家》

作为湖北籍的创新意识强烈、在全国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黑丰是出道较早的,也是为数不多的。同时黑丰又是一名教师,《离家》以诗的形式向人们述说了作者自己的真实故事,唱出了世纪末中国底层知识分子的人生悲歌。作为一名诗人,他是带着诗人的幻想、伤痛与忧愤离家的,时代酝酿了诗人的尴尬与漂泊。通过《离家》,诗人试图对自我在这个时代的痛苦挣扎作隐喻性的叙事,"旅人、血涌、断绝、破碎、酸水"等意象群隐含着作者对当代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强有力的揭示。全诗体现出90年代"个人写作"的时代特征。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论美国当代自传文学叙事中“真实”的再现伦理

自传文学这一叙事文类既要求"真实",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成分,在"真实"与"虚构"间协调平衡是一个充满伦理选择的过程。对《安吉拉的灰烬》《吻》《说谎:一部隐喻式自传》三部颇具代表性的美国当代自传文学文本的分析表明:当"主观真实"比"历史真实"重要时,即使因各种原因"历史真实"出现偏差也不违伦理;当自传主真诚讲述时,即使讲述的"真实"人生故事不为主流社会规约所容,自传主的勇气依然值得赞赏;当自传主刻意在某一"历史事实"上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但他/她以此建构出来的身份也许更加"真实"。与传统自传(文学)相比,美国当代自传文学屡屡突破真实/虚构、主观/客观之间的界限,以传达更加复杂的人生体验,这使当代自传文学的伦理问题更加微妙。     

白居易诗歌“鱼”意象的庄学意蕴

白居易是一位自觉以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对自己的生命和生存状态进行定位的诗人和政治家。他一生以庄子笔下"知乐"的濠上之"鱼"自比,其诗中常写到"鱼乐",尤其晚年诗作中更多有写"鱼乐"处。他后半生着意于鱼的乐得其所,无所牵累,认为鱼懂得游于深渊,远离祸患。他以逍遥适性的"鱼乐"作为生命体验的理想追求;在白诗中,"鱼"可以说是白居易的自我形象写照。透过白居易诗歌中的"鱼"意象,可以见出他思想深处的庄学渊源,由此也可窥见中晚唐诗人兼政治家群体精神世界、心灵空间的变化轨迹。"鱼乐"无疑是一种心性自由的象征,成为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境界。     

唐代诗学“兴象”论发覆

"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范畴,在它身上凝聚着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智慧与审美体验方式,从而受到唐代诗人的普遍认同与尊崇。唐代诗人从四个方面对"兴象"进行了阐释:"兴感",诗歌创作生发论;"兴象天然",诗歌创作特征论;"兴寄",诗歌创作反映论;"兴会",诗歌创作灵感论。     

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陶渊明的“桃花源”比较研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其政治理想的体现,它向世人描绘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和阶级痕迹的未来理想社会。而中国诗人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诗并记》中也向世人勾勒了心中的"桃花源"。这个带有东方色彩的"理想国"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自食其力,幸福安乐的社会。但是这个"桃花源"是虚幻的,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东西方的"理想国"由于文化、民族传统、地域,甚至是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诸多差异。却也有着相似之处。该论文从作者的个人背景、所处的时代特征、前人思想的熏陶、写作目的、作者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特点、写作的体裁与风格,以及作者思想的局限性等几个方面对这两部著作进行比较分析。     

意象·象征·审美：一组“野兽”诗歌解读

野兽以其威猛的形象作为审美对象,往往为诗人们所重视。在中国诗人牛汉的《华南虎》、曾卓的《铁栏与火》、穆旦的《野兽》和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虎》以及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豹》等"野兽"诗歌中,诗人通过对"虎"、"豹"等主导意象及与之相对应的铁栏、观众意象的描绘和组合,寄寓了对社会、人生、自然的主观思考,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由此,这种"野兽"意象的力量之美也就具有了无限的开阔性。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歌德与“世界文学”

歌德对世界文学影响巨大。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8种语言,是各国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歌德通晓多种语言,熟悉欧洲国家各历史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形式,他翻译、戏仿或用这些作品的风格写作。《浮士德》简直是欧洲文学传统的汇集。歌德还对世界各地的民歌有着浓厚的兴趣,积极搜集欧洲主流之外的作品。他参与"世界文学"的最突出的例子是两本诗集《西东诗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前者受波斯诗人哈菲兹影响,后者受中国戏剧和小说影响。歌德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他的"世界文学"我们现在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在这些对话和交换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个性却也并未被抹杀。歌德通过广泛的学术阅读、文本翻译来了解世界上各种文化的观点,并宽容地对待这些观点,平静地接受或忽略它们。歌德赞同康德艺术和科学相互启发的观点。他的科学实践以及"世界文学"实践都是为了寻找一切生命体在不同中体现出的统一和和谐。     

李广田前期散文的艺术个性初探(上)

“但我的脚却永踏着土地, 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 ——李广田诗:《地之子》 三十年代初期,有一位质朴诚实的北方青年,低沉地长吟着吐露自己心迹的《地之子》诗,满身带着特有的山东平原的泥土气息,步上了文坛,从此开始了诗人和散文家的创作生涯。他,就是李广田。 他的文学创作从写诗开始,其最早的的诗集,是与卞之琳、何其芳合出的《汉园集》(1936)。这是他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三一年至三四年间的习作集。初露锋芒,他们便获得了“汉园三杰”的誉称。     

评“表现自我”

<正> 近几年,"表现自我"成为我国诗歌界风靡一时的创作口号.它不仅被部分青年诗歌作者一再提倡并付诸实践,而且被某些诗歌理论家当成"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而极力推崇."表现自我"论认为:"诗是诗人心灵的历史","诗人创造的是自己的世界","诗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照见自己",就是说,诗只能用来表现自我.因此,诗人"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要"回避去写那些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开掘,去表现"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对鲁迅所谓《三国演义》“缺点”的不同看法

鲁迅谓《三国演义》有三条"缺点",所论有失公允,甚至贬低了《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三国演义》叙事"七实三虚"已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所普遍接受,王渔洋"被它闹昏了"不是《三国演义》的失误。《三国演义》中"好的人"也有"坏处","不好的人"也有"好处",并未"出乎情理之外"。《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是否不一致,无法说清楚,"文章和主意"完全"符合"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作品皆"形象大于思想",曹操的"豪爽多智"和诸葛亮的"狡猾",恰好说明人物性格的复杂多维,这是小说艺术的成功。     

赵树理与《说说唱唱》杂志的始终——兼谈“旧文艺”现代化的途径与可能

由赵树理实际创办、负责的《说说唱唱》月刊是建国初年"新的人民的文艺"实践中独特的却又多遭物议的尝试。它负载着赵树理将乡村"旧文艺"合法化、现代化的雄心。"眼光向下"、转向下层阶级日常生活、推动说唱形式突入所谓"文艺界",构成了《说说唱唱》在重建"旧文艺"方面的主要努力。然而赵树理在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为《说说唱唱》带来麻烦:一是他奉"旧文艺"为正宗的观念与实践冒犯了精英文学,二是他不明就里地被卷入文艺界的"周(扬)、丁(玲)之争"。最终在接连不断的批评与胡乔木、丁玲的压力下,赵树理事实上被迫退出《说说唱唱》,该刊逸出旧轨的"旧文艺"的现代化也陷入停顿。     

“怪物”、“异人”李笠翁

清初戏剧家、戏剧理论家、小说家李渔,是映红了17世纪中国大地的一颗耀眼的艺术明星;而在他生前和身后,却常被目为"怪物、异人"。其实这对李渔是真实的写照。他之"怪"、"异",在于其行为违抗时俗,作品标怪立异。他的人生光彩在"怪""异",他的历史贡献亦由"怪""异"生发的超越性而来;中国向无职业作家,若有,当自明清时代始,而以"怪""异"著称的李渔是其光辉代表,就此而言,他是中国古代严冬时期飞出的一只未来时代的燕子。李渔以"怪""异"做出历史性突破,为中华文明增加新的因子。"怪""异"乃其性格特点,也是其艺术创造的标志性品格。     

《周易·讼卦》“孚”“惕”异文研究

楚竹本、帛书、朱熹本三个版本的《周易·讼卦》核心字词异文解读,有助于精准理解和把握《讼卦》的思想主旨。通过对"孚""惕"二字的比勘,基本可以断定"孚"的真实含义为"由实而信","最根本的真实"是"孚"与"復"(帛书)共同的核心内涵,也代表着《讼卦》诉讼思想的核心基础;"惕"与"愓"相通,通"荡",究其内涵而言:"源流"意为本,"警惕"意为用;"惕"字也凸显出《讼卦》的核心内涵和最高理想,即"讼源"决定"无讼"的实现。同时,异文研究展现出《讼卦》字词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所具有的独特思想特色。     

“文学是实现生命的”——读赵遐秋《徐志摩传》

记得有位学者是说过,只有不完满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创建中的人生才是响亮的人生,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读了赵遐秋先生的《徐志摩传》后,觉得这句话仿佛就是说给徐志摩的.近年来阅读了几种版本的徐志摩的传忆,其叙述、表现的角度虽各有不同,但觉得唯有这本《徐志摩传》更见特色.从一个更高的层次表现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徐志摩和作为一个浪漫诗人的徐志摩.传记作者从文学史的角度叙述了这位作家对文学发展的贡献,从他作为一个浪漫诗人一生的生命流程进行真实的刻画,为我们重新认识徐志摩,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种独特的认识线索.徐志摩生前身后,都曾引起过无数的纷争.他追求过、探索过,有建树,充满了创造的激情,当然,也有失误.可就在他行进的中途,不幸,一切都突然中止了.正如作者在本书《序》中所言,“建树还远未到头,一挥手,他就乘风飞去了.而且,他在探索中或许还有偏差,他的建树也许并不卓著.”这也许就构成了诗人徐志摩并不完满的人生.但是,我们觉得,这却是一个真实的人生,健全的人生.徐志摩自己在写作《罗曼罗兰》时也曾说过:“一个伟大的作者如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正是一条大河,它那波澜,它那曲折,它那气象,随处不同,我们不能划了它的一弯一角为代表它那全流.”作者正是充分认识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