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学经典《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和本土化

作为程朱之学重要承传载体的《近思录》在宋元之际流传到日本后,在日本社会广为教习,被当作理学之经典、圣学之阶梯。日本人通过重刻、注释、翻译、讲读、仿编等途径整理生产了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近思录》相关文献。他们在接受《近思录》思想体系时,又对中国注本的部分注文予以批判、加以新解。由《近思录》在日本的传播和本土化,可见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紧密关联。     

《近思录》后续著述及其思想学术史意义

编纂于八百四十年前的《近思录》,原本只是朱熹、吕祖谦为僻居穷乡的读书人提供的一部理学入门读本,却被后世学者一步步发掘出潜藏的巨大学术价值,并最终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一。历代《近思录》续编、补编、仿编、注释、集解、札记等后续著述,总数多达百种以上,此外还有古朝鲜、日本学者的注释讲说著述百余种。作为古代学术思想经典,《近思录》固然有其可以古今转换、历久弥新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七八百年来广泛流布于中土、东亚的众多《近思录》后续著述,同样是一大笔值得后世珍视的思想学术史宝贵资源。     

论曹雪芹的“异端”思想

一代文豪曹雪芹,有着浓厚的"异端"思想:一方面,《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宣扬"异端"的著作;另一方面,曹雪芹的超前之思、正邪两赋哲学思想都是不为正统所容的"异端"。曹雪芹"异端"思想的形成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前代及当代思想家"异端"思想的熏陶,以及曹雪芹坎坷的人生遭遇及独特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探究曹雪芹"异端"思想,对于全面深刻认识曹雪芹,以及《红楼梦》的理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之“自由”范式论要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堪称儒家法政思想在晚期传统中国发展的最高峰。晚清以来对黄宗羲法政思想的研究,自其开始就走向了困境重重的"民主"范式。本文尝试提出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的"自由"范式,并对之予以初步论证,以努力在新的视阈和参照中,更深入地理解黄宗羲法政思想乃至整个传统中国法政思想内在的丰富性,及其在现代世界所可能具有的积极价值。     

门户之见、文化宰制对理学传播的负面影响——考察《四库全书》不收录清前期《近思录》注本的原因

清前期《近思录》代表性注本甚多,《四库全书》仅收入了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而对于当时影响力甚至超越二者的施璜《发明》、张伯行《集解》等注本却未收录。从政治、学术、文化思想层面解析其背后的复杂因素,发现施、张二人注本的出现、广布,符合社会多层面需要;但“汉学专制”局面、汉宋门户之见,使得非汉学考据家的著述难以受到关注,清代的文化宰制对《四库》选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往往因人而废其言、弃其书。而茅、江二人注本被选入的主因,不仅关乎其本身呈现出的考据特色,而且得益于时代思潮相助与汉学家推重。《近思录》文献在清代的流布呈亚铃状的情形,与乾嘉时期政治、学术思想的转变、过分尊汉抑宋、君王文化摧残不无关系。     

援“道”入“相”:《庄子》相术思想的独特性

《庄子》一书中有不少与相术相法有关的内容,它们体现了作者对世上流传的相术以及观人相物方法的一些精深而独到的认识。《庄子》对世间相术有肯定、吸纳和借鉴的一面,也有否定、超越和提升的一面,其相术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援"道"入"相":以"道"观照世间相术,并主张以"道"观人,以"道"相物。《庄子》的相术思想不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全书的学说核心,其表现形式也对全书有增光添色之功。     

“思想”能决定“尊严”吗？

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一段经典的话：“人只不过是一棵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棵能思考的芦苇。”他一生体弱多病,只活了39岁,但其《思想录》并不因为他的短命而短命,给无数人带来心灵的慰藉。“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就出自那部小书。记得我在为《青年思想家》撰写的卷首语中曾经用这句话做过标题。那时的懵懂认识一度让我跟着帕斯卡尔呐喊了小小十年。     

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

长期以来,受《孔子家语》伪书说的影响,《孔子家语.致思》篇的思想内涵往往容易被误解。实际上,该篇中以往争议颇大的"孔子论管仲"、"孔子赞季羔"部分,其思想主旨与对孔子思想的主流认知并不相悖;对《致思》篇"言多背道"的指摘,也是没有根据的。     

思想的批判与批判的思想——读《〈近思录〉研究》

《近思录》系由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撰的儒学名著。该书影响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学界八百多年,为治思想史者的必读经典。姜锡东的《〈近思录〉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对《近     

辨析《老子》之“物”

《老子》中的"物"主要分为"道"、天地、万物、器物等四类存在体。"道"是绝对的"有",是形上之"物",它开出了天地、万物等天然现象之"物"。"道"在展开自身的存在过程中孕育出天地,继而由天地的运作产生万物。在这一宇宙生成论中,"道"始终"不自为大"。天然现象之"物"依"德"而展开其存在。天地的"不自生"即是天地保持着自身合理的存在状态,天地与万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万物分为自然物和人,万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是"自化",人如何"自化"影响着万物的整体走向。器物是人造现象之"物",是被动的存在体,其"德"本自万物。辨析《老子》之"物"具有三重意义:其一,理清层次、结构、关系、价值向度、侧重点、思想特色;其二,利于语词、文本的遴选和文意的理解;其三,进入"自"的向度。     

“悠悠我思”=“百年”=“世纪”

鲁迅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致钱玄同信(《鲁迅书信集》第19信)中,提到一位“悠悠我思”。周作人著的《知堂回想录》中已说明,“悠悠我思”即陈百年。陈百年,名大斋,百年是他的字。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撰稿者。我们知道,鲁迅是喜欢而且很善于给别人起外号的。但为什么称陈百年为“悠悠我思”.却还值得作些考证。按,“悠悠我思”句出《诗经》,凡四见。《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郑风·子     

《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及相关问题

在《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中,有外来文化元素与中国文化元素影响,但学界百年来囿于鲁迅周作人的述说,一直忽略了对前者的探究。2012年李冬木论文提出:《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的生成,"是从日本明治时代‘食人’言说当中获得的一个母题",日本学者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将明治时代文明开化背景下的"支那""食人"言说引进国民性话语,与"吃人"意象生成有着决定性关联。此说引起研究界强烈反应。有关"吃人"意象生成的争鸣探讨,推动着《狂人日记》和中国鲁迅研究突破一国史观走向多国史观,并重视对鲁迅创作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思想基础研究,从而切当理解《狂人日记》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的思想艺术独创。     

《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昉、殷钧《四部目录》”

《隋书·经籍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而是针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暅"术数书目录"而言——《隋志序》将此二者合并理解为一种目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读;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只有四部,并不包括祖暅《术数书目录》在内,也不是缺少了《术数书目录》的不全本,《隋志》将其著录为"四部"目录无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不可等同;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对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等没有影响。     

“临川四梦”引《诗》所见汤显祖“《诗》教”观

汤显祖的所有戏剧作品皆有征引《诗经》的现象,从中可见,他对"《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反思。汤显祖认同"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但更强调"不愚",通过《牡丹亭》中杜丽娘"为诗章讲动情肠"的情节设计,剥落了《诗经》的伦理附会,还其"性情之响"的本真面貌,由此塑造了聪慧学习者的形象。"临川四梦"在受教效果上强调性别差异:肯定女子的诚挚、知行合一,批判男性的虚伪、心口不一,从而提出思想变革的要求。汤显祖的"《诗》教"思想并非凭空而生,而是与明代中后期"新人文思潮"崛起、论《诗》风气转变等有较大关联,亦为晚明文化生态相互作用之例证。     

心性与性情:先秦儒学思想中的“人”

以"人生"为思考焦点的中国思想,在先秦时期相关学说主张中,表现为一种对于"人"的理解。探讨"人"的理解,成为建构古代中国思想"知识性"的重要工作。必须建立一个"概念策略",经由从"自然人"到"自由人"的分析进路,充分认识"心性"与"性情"的重要性,才可适切地展开"人"之图像,进而清楚地还原其古代样态。孟子性论中对"心性"的理解,虽以"道德"为其要素,但此一道德人之理想,并不脱离真实性情感的人性,这正是人之所以获得"自由"之关键。出土文献《性自命出》或《性情论》的内容,对此问题有深入讨论,从中我们当可获致由传统自然材质人性论,走向道德人性论的思想史轨迹,为"自然人"到"自由人"的路向进一步厘清可能性。     

“三讲”教育与经济发展——项城市以“三讲”教育促经济发展的思考

"三讲"教育本身是近段以来我党党建活动的重要内容,但"三讲"教育活动本身对经济建设有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呢？项城市的"三讲"教育活动的开展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致富思源,富而思进",项城市在开展"三讲"教育活动中,把"三讲"教育与"找准问题,理清思路,开拓创新"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源、思进上下工夫,思出了不足,思出了思想观念上的差距,思出了动力,思出了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