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及其融入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想之一,它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超越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不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基础,在世界观上,它是以内在关系为基础的有机整体论,秉持一种和谐与合作的价值观和建设性、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要能融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要坚持内在的文化逻辑、理论逻辑、方法逻辑和现实逻辑。     

建设性后现代视域中的生态美学建构及其意义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不同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理论范式。它深受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影响,提倡一种生态世界观,从而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进行理论回应。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为中国生态美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参照,对拓展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促进中国生态审美智慧的发扬光大、反思和超越实践美学以及推动中国美学的国际对话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全球化和建设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考察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根源，批判了强力意志论、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主张相互合作、主客体统一、和谐以及创造性奉献价值观，以有机主义哲学观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我们要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     

哲学创新:可通约的与不可通约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实现综合创新,涉及到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通约性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而言,在社会功能层面,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在学理层面上,二者则具有可通约性,但这种可通约性是有限制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目前,如何使马哲与中哲通过对话达到可通约,其理论研究的语境仍不成熟;话语的先前设定问题影响到通约研究的深入;寻求马哲与中哲通约的思想文化基础尚不充分.因此,做好马哲与中哲通约问题的研究,是实现马哲综合创新的前提.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性话语

对传统政治哲学人性话语的批判是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视域.传统政治哲学,尤其是现代以来的政治哲学都相信有着共同的基本的人性,而只要捕捉到人性的真正本质就能实现理想的政治体制和美好社会.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这种理论的建构只是在人类解放的名义下对个人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因此反对人性的绝对性、永恒性、同一性,主张人性相对性、多元性,追求成为具有丰富感情色彩的、自我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     

论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哲学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哲学虽然产生于不同世纪,但内在精神特质却具有某种同构性与相通处。这两种哲学都属于批判性的哲学,而且从某些侧面看都可以定性为文化批判理论。二者在思辨层面上都致力于消解传统的形而上学,在现实生活中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由于思想旨趣与时代状况的不同,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批判与解构又各有不同。马克思哲学对后现代主义有着直接的影响。     

差异与同一的对抗——评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哲学的拒斥

西方“后现代主义”常常被标榜为哲学上的一个“新时代”。其最突出的新颖之处就是用多元主义来拒斥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 ,即否定传统哲学对基础性、同一性和普适性的追求。这一立场当然有其合理之处 ,因为传统的本质主义哲学在义理上易导致绝对思维 ,在现实中更易造成话语霸权。但是 ,后现代主义却走过了头。它对多元性、差异性的一味追求 ,消解了终极关怀这一人类精神的自然秉赋 ,它对普适性的反对也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特别是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立场将导致价值的相对主义 ,使不同文化之间不可交流、不可通约 ,从而无助于一种健康的、主流的、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文化的建构和传播     

生态美学的后现代特征

生态美学是我国美学家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具有鲜明的后现代品格.后现代主义有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生态美学属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生态美学作为全新的美学观,实现了对传统美学哲学基础的跨越.生态美学鼓励多元思维风格,开创了新的美学时代.生态美学坚持生态论的存在观,倡导对世界的关心和爱护.     

中国传统哲学宗教的特点与新哲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以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要为目标,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失去传统文化之根。中国必须创造出与其大国身份相称的独立的现代的理念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是非宗教性的文化,宗教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儒家的伦理哲学才是文化的主流与核心。宗教在中国相对不发展,具有多元性和原始性,并有造神机制。儒家的伦理哲学同时承担了宗教的功能,具有满足信仰和感情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政治功能。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主义形式下的宗教、政治、伦理三者合一的形式。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必须适应这种传统,承担起儒家哲学的功能。儒家文化不是历史,而是活着的现实,始终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哲学创新∶可通约的与不可通约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实现综合创新,涉及到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通约性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而言,在社会功能层面,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在学理层面上,二者则具有可通约性,但这种可通约性是有限制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目前,如何使马哲与中哲通过对话达到可通约,其理论研究的语境仍不成熟;话语的先前设定问题影响到通约研究的深入;寻求马哲与中哲通约的思想文化基础尚不充分。因此,做好马哲与中哲通约问题的研究,是实现马哲综合创新的前提。     

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情结——读程志华《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当西方现代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却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学的“体系”话语。在西方哲学界,为了彻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已被当作一条“死狗”丢在一边,其中批判的借口莫过于对其“体系”封闭、僵化的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颠覆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及传播。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谓大谈形而上学;不仅如此,熊氏对哲学体系的偏爱和执著,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另一方面把儒家本体理论之建构和民族尊严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儒学史上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建构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第一人”。     

儒家哲学的价值论

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价值论又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分析儒家哲学的价值论,对于认识儒家哲学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深刻影响,把握传统哲学的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     

尼采与儒家哲学生命超越论之比较

生命自我超越是中西哲学的一大主题。西方近代哲学对主体性和超越性的建构使人类自我超越的归宿漂离宗教,尼采超人哲学力图使人类价值理想从天国的彼岸回到人间,克服了近代哲学生命终极关怀的超绝性和神秘性,从而与中国儒家哲学通过伦理方式沟通人的理想境界与现实世界层面来实现道德的真我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尼采和儒家哲学的先验唯心主义立场和专制等级主义情结,使其生命超越论陷入空洞并不失反动之嫌。马克思所阐明的在“自由联合体”中的“自由而全面的人”真正地实现了生命的超越,达到了真正的善、生命的终极价值,从而形成了对“超人”价值论和“圣人”境界论的批判。     

道家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

道家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关系密切.在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乃至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都需要道家的积极参与.因为道家是中国传统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道家是建构当代新道家的“生长点”,道家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更易于同西方哲学相结合.     

后现代主义思潮:解读与评价

后现代主义经过发展,呈现出极端否定性与建设性两种向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追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包容、衔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立足于自身语境,批判性地吸收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成果,克服现代化的负面效果,以绕过西方现代化所走过的弯路.并立基于合理的学术态度与文化立场,对"拒绝后现代主义"的口号进行批判分析.     

儒家的“合一”观所蕴涵的管理哲学思想

管理哲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合一"观的角度,儒家管理哲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唯人则天"的管理本体论;二是"知行合一","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三是"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框架。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儒家”与“哲学”:错位的话语和歧进的路向——兼论作为情感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家哲学”

当前儒学界呈现多元分歧的状态。导致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对“儒家哲学”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事实上,“儒家”与“哲学”是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错位的话语导致了歧进的路向。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前被冠以“某某儒学”的形态,是种种彼此冲突之立场的表达,其本身并非某种自洽的哲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或否定儒家哲学。在与其他哲学充分对话的基础上,现代儒家哲学鲜明地表现为一种彻底的情感主义思维方式。运用此种特质并积极回应当下的各种问题,才是儒家哲学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后现代主义和我国当代哲学的转型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当代世界哲学实践转向的一个重要环节 ,后现代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对于我们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本性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构主义消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 ,为我们突破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批判武器 ;后现代主义对科技异化作用的反思 ,对于人和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新审视 ,它的“后现代思维方式”以及“平民化”哲学风格对各种新哲学范式起着潜移默化作用 ;后现代主义传播中孕育的“教化哲学”传统 ,增强了我国当代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后现代主义哲学倡导个人发展和创新 ,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潮流。     

过程哲学与系统管理

当今的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正面临着严峻挑战:理论与实践隔离,系统管理并不"系统",而西方系统哲学本身并不足以为其提供所需基础。这种基础可由中国传统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过程哲学来提供:中国传统哲学富有系统思想、思维智慧,而过程哲学是西方系统思想中最重要的资源。只有植根于过程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系统管理理论才能产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