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村":农民的流动与分化--对合肥市郊杏花乡李洼村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并且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的流动成为必然.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他们身处城市,但从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是农民."城市中的农民"的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与过渡性.本文通过对一个"边缘村"的形成及其居民生存状况的研究,以进一步分析解释农村社会分化、农民流动的原因,并且也着重分析了其内部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民国时期苏南农民分化流动的“激素”

民国时期苏南农民的分化与流动呈“加速度”态势;造成这种态势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工业发展引发农村社会变迁以及城乡经济位差拉大为主要“激素”。各种因素的“合力”,构成苏南农民分化流动的动力机制,“激励”苏南农民走出黄土地,“向心”走向城市。     

贫富分化：社会流动的终结

在亚洲新兴国家，下一代将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努力。     

“边缘农民”生存状态的经济学分析

“边缘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颇为独特的社会阶层。其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社会阶层:(1)生存状态令人欣慰的“边缘农民A”;(2)生存状态令人揪心的“边缘农民B”。本文着重探究了“边缘农民”尤其是“边缘农民B”产生的社会机理,并依据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沐浴更多的社会公正之光这一宗旨,设计了相应的对策。     

农民流动与村民自治——流出村和流入村的分析

农民在村庄范围内大量流出或流入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常态.无论是在流出村还是流入村,农民流动都对村民自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流出村,农民流动在为村民自治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流动农民选举权利难以实现、民主选举质量降低、民主管理陷入困境、民主决策难以实现和民主监督流于形式等等.在流入村,农民流动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治安的迅速恶化,严重影响了村庄社区的秩序.此外,对大量的外来农民,是否允许他们参与流入村的村民自治,也是一个迫切需要从宏观立法和微观实践中解决的问题.     

农民流动的现实图景与前景展望 ——以M村农民流动为例

农民流动现象是三农问题的重要观测点,通过对个案的调查研究,探寻农民流动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描绘倒陀螺式流动模式及其冲蚀作用下的农村变迁,指出改变当前低质量的农民流动亟待制度改革突破传统利益格局,实现理想状态的农民流动。     

农民职业分化与流动的因素分析——以安徽省霍邱县花园村为例

农民职业分化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促进农民职业分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结合花园村农民职业分化现状,从政策、经济、教育和村民互动四个角度,分析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的因素。     

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研究 ——基于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查

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研表明,在未知期限的中国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流动”与“留守”将持续非良性地代际循环：青壮年农民在城与乡之间流动,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孩子长大后继续外出打工,而曾经的青壮年则变成老人回到农村;“留守-流动-留守”是每个农民的生命轨迹,且一代代农民重复着相同的生命轨迹。在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青壮年农民“必须”外出打工、农民工“无法”留在城市、老人和孩子“不得不”留守农村,而世代的“必须”“无法”“不得不”直接决定了农民“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这种代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只有统筹城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流动机制,才能使农民摆脱非良性代际循环、安居乐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农民流动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

在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纷纷流向城市,农民的流动对农村文化建设既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性作用,培养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培育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夯实农村的经济基础。     

我国农民分化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已有的社会分化理论,结合我国农民分化的历史和现实,通过分析农民分化的各种影响因素、向度、程度和社会承受度等,建立了研究我国农民分化的多元、立体、复合性的理论框架。认为农民分化的基本向度有两个:一是以职业为主的水平分化,二是以经济收入分化为主的垂直分化。职业分化的程度当前应该以"离农率"为标准,而经济收入分化程度的度量有相对指标法和绝对指标法多种方法。研究农民分化的社会承受度要综合考虑影响农民分化的各方面因素,大致包括农民分化的广度、深度,社会的组织程度、社会包容程度、判别标准及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主流文化对农民的引导,以及农民群体向上或向下流动的程度等。对于农民分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分析,还要分析同一历史时期影响农民分化的个人自然因素、自获因素及社会制度文化等因素。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分化现象考察与思考－－以无锡市华庄镇的调查为例

本文通过对发达地区一个镇的农民分化现象的调查,发现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分化已达较大规模;导致农民分化的内在原因是劳动者在当地的非农产业择业可获比务农有较高的且较稳定的收入;兼业农户、城区农户的较高的收入水平与其所曾接受的教育水平有关;不同农户之间的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上的差别将进一步推动分化.农民分化的速度与政府的态度与作为有关.     

农民职业分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研究

农民职业分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产生不可忽视的关系: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劳动力素质低、生产技术落后等,而农民职业分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小农户生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农民职业分化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先机;农民职业分化扩大了劳均耕地面积,提升了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益,同时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和附加值,从而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建议通过优化各种制度与战略,以多种手段促进职业分化,并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培养农业经营大户和职业农民。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试论农民流动对我国农村治理的消极影响

农民流动是我国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刻反映，也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流动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秩序，导致现有村庄的失序；给村治权力的运作带来了许多新的变量因素。致使村治难度加大；农民流动还影响了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效果，加大了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困难。     

云南农民阶层分化的现状与特征

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为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民的职业结构、经济收入和利益关系结构的分化,农民阶级内部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云南农民的阶层分化因受多种因素制约而呈现出若干过渡性的特征     

社会转型以来农民流动的特点与趋势

社会转型以来农民流动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未来农民流动可能会呈现更加规模化、组织化、年轻化和技能化的趋势。     

社会流动与分化视阈下的共同体构建与社区整合研究

社区的发展与管理必须从宏观的经济社会背景着眼,从社会流动与分化的趋势着眼。社会流动与分化的加速,促进了社区的全面转型,催化了社会群体重组,产生了社区居民群体内部的冷漠、离散甚至矛盾分裂的状态,为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社区的整合是社会整合的缩影,也是社会整合的基石。本文以台湾地区长荣社区为例,分别从社区整合的三种类型--社会整合、系统整合与文化整合来探讨社区整合的不同途径,探索社区如何从地理的初级整合逐步上升为依靠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意识的高层次整合。     

我国的农民流动与乡村治理

文章在回顾改革开放前乃至建国前我国农民流动情况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民大量流动的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文章认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民大规模流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的封闭格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乡村治理结构,由此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从封闭向开放、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