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外R&D主体结构的特点及缺陷

当前我国海外R&D(研究与开发)活动存在"主体性"缺位,大企业跨国R&D活动与中小民营科技企业之间存在体制性阻隔,海外R&D微观主体的低层次性及其在国际R&D联盟中被"边缘化"。我国海外R&D主体结构的上述问题严重制约海外R&D投入效益及对外投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此,应加强我国海外R&D主体结构的转型升级,构建大企业与中小科技型企业海外R&D互动机制,大力培育"小巨人"跨国公司并使其逐步成为我国海外R&D的微观主体。     

腐败犯罪跨国跨境追赃问题研究

对腐败分子而言,国内已不再是安全的港湾。为了规避调查,腐败分子往往将非法所得财物转移至国（境）外。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实体的角度看,跨国跨境追缴赃款赃物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当前腐败犯罪跨国跨境追赃主要是通过劝退、民事诉讼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方式,但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建议借鉴运用国际法律规定,特别是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积极开展国际范围的司法合作,进一步完善我国腐败犯罪跨国跨境追赃机制。     

跨国银行进入管制国际合作的利益冲突及解决

解决跨国银行进入管制国际合作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应紧紧围绕巴塞尔委员会而设计跨国银行进入管制国际合作机制,以解决相关的权力架构、组织形式、信息共享规则等问题,即建立所谓的"巴塞尔模式".     

国际税收争议的税收仲裁机制选择

国际税收争议的传统解决方式是公法上的政府间相互协商程序,该程序存在结果不确定、跨国纳税者权利和地位不明确以及协商结果的法律效力不清等缺陷。鉴于此,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主张在税收争议的解决过程中引入私法上的仲裁机制。仲裁具有程序灵活的优势,可以为税收争议的解决提供更为确定的方案。我国有关国际税收争议的解决可以考虑引入仲裁机制。在仲裁机制的选择上,应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税收仲裁应是替代性的还是补充性的、跨国纳税者的地位和权利以及选择独立意见仲裁程序还是简化仲裁程序。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曾坚，蒋文军企业跨国经营是指企业以国际市场为舞台，以开拓国际市场为目标，从全球战略出发，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广泛利用国内外资源，综合运筹，在一个或若干个经济领域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当前，如何顺应全球经济国际化的潮流...     

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路径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并购投资已经超越新建投资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方式。在国际银行业,有许多大银行都是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实现全球扩张战略的。目前,在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中,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海外扩张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重要战略选择。根据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具体因素,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具体分析。     

中国企业海外R&D活动研究--以广东企业为例

加强海外投资与R&D活动成为企业成长的动力和源泉.该文在对有关跨国公司海外R&D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广东中兴通讯、华为、TCL、康佳、科龙为例,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探索阶段的海外技术与R&D战略,其中不仅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以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参考.     

跨国石油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海外政治经济环境多变、文化宗教氛围较复杂,跨国石油公司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容易出现员工归属感/稳定感不强、企业文化虚化/弱化等现象,进而导致员工责任感不高、离职率高等问题,严重影响海外企业正常经营。因此,跨国石油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结合中国石油海外员工的调查数据,以及当前我国跨国石油公司在海外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的跨国石油公司应借鉴埃克森美孚、壳牌等先进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创新企业制度文化、加强企业文化宣贯、提升跨文化管理水平、优化职业生涯规划、完善薪酬激励体系、健全沟通反馈渠道,以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凝聚力,提高经营效益,增加企业价值。     

FDI渠道的R&D溢出、吸收能力与中国技术进步——基于一个扩展的LP方法的实证研究

使用技术差距为新的权重对国际R&D溢出测算的LP方法进行了改进,并将改进前后两种方法测得的19852007年间通过FDI渠道溢出到我国的国际R&D存量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改进前的测算方法对国际R&D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略有低估;加入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投入与国际R&D溢出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显示改进后的测算方法比原方法更为精确有效.从回归的结果还可以得出:国内R&D投入是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但FDI带来的国际R&D溢出对我国的技术进步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的人力资本还未达到有效吸收国外研发溢出的水平,研发投入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国际研发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国外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的运作及启示

本文主要介绍国外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转移价格以实现减轻税收负担、资金调拨、回避风险及利润调节等功能,并认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应利用这一手段,以便在海外更顺利地拓展业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投资与母国企业竞争力提高之间的互相影响会不断增强。借助经典R＆D溢出回归模型,测算了1982-200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研发存量及对外直接投资所吸收的国外R＆D资本溢出,探寻对外直接投资溢出的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值得肯定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提高有积极作用。但是,国内R＆D资本存量是国内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自主研发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     

论全球化时代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

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在短短30年间取得快速发展,这与全球化的到来密不可分。一方面,全球化为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和便利;另一方面,海外华人社团的跨国活动促进和推动全球化进程。二者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促进了新型国家与地区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当代侨情发展变化与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修改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国家,基于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从立法角度,对归侨侨眷的权益加以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作为侨务法律体系的核心,较好地维护了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权益,但随着世情、国情、侨情形势的发展变化,该法的生存环境和实施效果遇到了挑战,以为侨服务为出发点,重新定位该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     

双循环背景下东道国国家风险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

企业海外并购作为双循环战略中外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为国际循环积极布局,扩大海外市场,也可以为国内循环引进先进技术、保障原材料供给.文章运用事件研究法,用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和会计指标法,结合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IWEP)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海外并购的短期和长期绩效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综合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均呈负面影响,其中政治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良好的对华关系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能产生正面作用,其中对华关系次好的国家(地区)对我国企业并购后的超常收益率影响最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其海外子公司进行并购能降低东道国国家风险的影响,增加并购成功率;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在并购过程中能缓解企业与标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能提高并购成功率,并扩大并购规模.由此提出建立国家风险识别、预警和管控机制,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机制,构建经济共同体等对策建议.     

建立海外华文媒体资源库的构想

21世纪初的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成为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民间媒体力量。如何让其保持一个良性稳定的发展态势,成为国家间跨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的主要渠道,值得研究。构建一个服务于海外华文媒体行业以及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的华文媒体资源库,是凝聚国内华文媒体研究者的经验和智慧,引导海外华文媒体稳健发展的基础工作。     

无锡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热的理性思考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是必然的趋势。阐述无锡民营企业境外上市概况，分析无锡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热的原因和遇到的障碍，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基于DEA模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的实证研究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科技创新的排头兵,也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前沿阵地,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中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具有较强的规模优势、雄厚的资本实力和优质的人才储备,不仅可以提供高技术产业进行研究与试验发展(R&D)所必备的资金和人才资源,更可以将科研成果大规模地投入到生产实践之中。笔者分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大中型工业企业R&D活动的投入产出情况,运用DEA模型进行R&D效率评价,给出提高中国高科技产业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的对策建议。     

对在国外遭受家庭暴力的中国妇女寻求法律救济的思考

在国外遭受家庭暴力的中国妇女可以通过国际私法制度依靠定居国的法律寻求救济。但有时仅依靠定居国的法律可能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而依靠国际人权法的救济途径可以弥补依据定居国法律保护的不足。但传统国家责任的理论对依据国际人权法防治家庭暴力构成了障碍,因此应适当拓展国家责任理论,强化国家对于家庭暴力受害妇女保护的责任意识,使国外的中国妇女在受家庭暴力的侵害时,能够通过国际人权法提供的途径寻求保护。     

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实证分析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伴随国际经济动荡与国际市场风险的不断加剧,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反而出现逆市爆发性增长。西方发展成熟的跨国公司理论对于探讨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不适用或者不完全适用中国公司,借助最新研究成果,将中国公司对欧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真实选择权”理论进一步推广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并建构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中国公司2010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分析认为,作为新兴市场的典型代表和“世界加工厂”,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就是在海外建立或获取一种“真实选择权”,以规避日益扩大的国际资源价格风险与人民币汇率风险;换言之,国际市场风险越高,海外“真实选择权”价值越大,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亦然。分析结果表明,利用2010年以来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月度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完全支持“真实选择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