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建立了新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话语空间。尽管此时“左”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权威话语 ,但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完全和谐一致的声音。“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对于“左”倾话语的批评就昭示了这一来自异端的抗议。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权力政治或实践政治的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一冲突共同支撑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时空 ,双方在客观上形成张力 ,防范着不被同化 ,也防范着走向极端 ,对文学的多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王蒙小说《这边风景》的话语考察

小说《这边风景》存在着政治话语、日常生活话语和“小说人语”三种不同的话语。政治话语表达政治意识形态的声音,在文本中居中心支配地位。日常生活话语表达日常生活内容,总体上是对政治的疏离,但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在小说中居于次要地位。“小说人语”是作者在《这边风景》正式出版前于每章末尾所加入的一种回顾性反思话语,它实现了对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反思和超越。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表明了《这边风景》创作的复杂性。     

晚清小说中政治话语的建构与消解

晚清小说界革命在政治视域误读传统文学的偏执下,带来了文学格局的调整,并在小说内部建立起一套政治话语形式,渗透进各类小说创作中。晚清小说变革排斥了传统小说的娱乐功能,造成了政治话语对传统“事学话语”的压抑。另一方面,“新小说”内部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事学话语”的蜕变,这种以娱乐为导向的“事学话语”构成了对政治话语的消解,使得“新小说”成为了孕育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娱乐主义小说的腹地。     

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修辞学阐释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关注“谁在说”“说什么”“对谁说”的问题,更要关注“怎么说”的问题。“要人家服,就要说服”,说服的策略与方法离不开修辞理论的指导。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有深刻的修辞意蕴,对这一话语进行修辞学分析与阐释有助于我们准确揭示、深刻理解、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规律,进而构建受众注意听、听得进、有好感的话语体系,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说服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有效性的因素与对策

话语是传播的产物,话语使用的目的亦为传播;从话语的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是从传播的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效果的传播因素包括话语传播者、话语受传者、话语讯息、话语媒介、话语反馈、话语环境与噪音.当下需要通过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最佳传播者”队伍、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环境影响、强化对话语讯息的把握、以及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的运行机制等路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的有效性.     

元杂剧的市民话语体系解读

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研究元杂剧的语言,可知元杂剧形成了一套与士大夫阶层的话语不同的市民话语体系,如“造反者的话语体系”、“青楼话语体系”、“商人话语体系”等,它吸收了宋元以来的民间文学、市民文学的话语养分,具有鲜明的市民话语特征,反映出元代市民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诉求,是元代民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播学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传播的载体。只有传播才产生话语,从话语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从传播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殊意义在于,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功能的认定和实现方面产生重要突破,改变目前多是从语义表述的现状与发展的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这样一种简单的、表层的、被动的研究向度。     

新媒介语境下的政治萌化景观：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与互构

近年来在网络文化空间出现的“政治萌化”景观,体现了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互构关系。在新媒介语境下,亚文化群体秉持“万物皆可萌”的理念,将政治议题纳入“萌文化”体系之中。官方政治主体则将“萌化”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与传播策略,将其运用于主流话语的内容生产与形式制作之中。政治的“萌化”潜藏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只有立足建构多元协商共治的政治文化生态、强化主流话语的价值引领功能,推进主流话语的创新性表达,才能在新媒介语境下有效实现主流话语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话语体系构建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旧”话语体系的缺失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障碍,如何构建“新”的话语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迫在眉睫的任务。从“新”体系对语汇、概念、理论三个方面的诉求来展开,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及其标准。     

话语的共振、破裂与分流——对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论争的再回顾

在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中,启蒙话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表述自己的观点,用以论证人道主义的普适性和合法性,并与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了矛盾和冲突。在此后政治的干预下,“人道主义”讨论被迫中断。在论争中,启蒙话语在表述方式上体现出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某种一致和“共振”,但是,两种话语的真实指向却大为不同。这一分歧和矛盾表明了在思想解放取得初步成效之后,两种话语曾经共有的“新时期共识”的破裂。     

西周“德治”思想再探讨

西周的"德治"思想是在周人天命观的支配下建立起来的一套针对以周王为首的高级贵族的政治统治思想,它是一个有具体内容的政治概念,反映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早期国家政治治理的特点.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广雅疏证》中的“依文释义”

文章通过对《广雅疏证》具体例证的分析,认为王念孙已能区分语言义和言语义,但在释义中王念孙仍然依照传统"依文释义",更重视言语意义.文章分析了《广雅疏证》中"依文释义"的几种常见方式.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再探

孔子的依“礼”重“德”治国思想 ,包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两个重要治国方略 ,二者有其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礼”“德”相辅 ,“导”“齐”相济 ;“德”“礼”为先 ,辅以“政”“刑”;依“礼”重“教”,以“德”化民。     

我国假释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通过对假释性质的界定，各国假释制度的比较，指出我圆假释制度在假释的条件上规定过于严格；在假释的程序上受刑人没有主动性;在假释考验期的管束上不周密；在假释的撒消上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提出了在假释的对象上应适当的放宽;在执行的刑期上．应区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在假释的条件中对“不致再危害社会”作出明确的解释;在假释的程序上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在假释考验期的管束上，建立假释监管工作机构;在假释的撤消上应采取法定撒消和可撤消两种形式。     

“五德终始”说与中国政治神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五德终始＂的政治神学在每逢王朝更换之际经常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不过在周公＂以德配天＂和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论主导下,＂五德终始＂说及＂五帝＂、＂五色＂等等神学推演,主要都是发挥政治文化的象征符号意义。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阶层固化”现象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之路

中国目前＂阶层固化＂的态势明显,而＂阶层固化＂现象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必须创新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引导大学生直面该现象,把握机遇、主宰命运,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朱熹德性之学的“和谐”指向

伦理思想研究中常从"品质"维度来诠释德性的价值,朱熹德性之学超越传统德性"品质"论,把德性价值指向为"和谐".在德性生发上,朱熹认为"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德性表征为预定的"和谐"性;在德性内容上,朱熹以"生意"释"仁"德,德性内容具有和谐本质;在德性成就上,朱熹认为通过"理一分殊"和"格物穷理"可以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和谐境界;在德性的践行上,朱熹以"明德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指出"仁"德施及万物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谐秩序才能建立,凸显了德性实践品性的和谐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