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潮的本土化

五四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人主义思潮的产生直接得益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但同时也难以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和特定历史语境的本土化影响,是中西文化互动、激荡的产物.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既具有西方个人主义平等与自由的价值内核,亦具有鲜明的"群己平衡"的本土化特质.     

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

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二者界限何在，能否互相跨越，曾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话题。该文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审视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揭示文言重新崛起的原因一时代学风的转移，中国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顺利推广等，同时对高考作文《赤兔之死》以及新时代文言写作的主要特征，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鲁迅和"五四"散论

鲁迅是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他对五四运动的似乎冷淡的态度代表了五四运动中一种更深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五四时期以至离京南下前所作的小说杂文,丝毫不曾偏离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启蒙主义的宗旨.对一度颇为时髦的工读主义和新村运动,革命派的鲁迅和改良派的胡适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致.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范伯群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大力倡导的"两个翅膀论",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吹捧民国期间的旧武侠小说,为"鸳蝴派"翻案的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他不承认"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继续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问题上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将严肃与高雅、通俗与不严肃画等号。"两个翅膀论"攻击文学"为人生"的五四新文学命脉,鼓吹游戏人生、消遣人生的"鸳蝴派"的文学观,是文学低俗化的产物。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文学低俗化是中国文学大潮中的泡沫,游戏人生不可取,消遣人生必须有节制,文学必须给人以美感。     

“五四”精神与“三个代表”——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

"五四"精神是中国青年的传家宝。这一精神与"三个代表"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五四"精神之爱国主义与"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相一致,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三个代表"的实践主体相一致,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与"三个代表"的内在本质相一致。当代中国青年应该在大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     

鲁迅的“五四”观和“五四”叙事

在鲁迅的认识中,“五四”是一极为宽泛的范畴,有时是指“五四”运动,但更多时候是指“新文化运动”。鲁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先抑后扬,而对“新文化运动”则是肯定之时亦有反思。他的“五四”叙事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心,整体性观照视角下的“反思”式书写。对知识分子与传统同一性存在的表现及超越意向的寄寓等,让其生命体验蕴蓄着新的淬炼和升华的可能。     

胡适的“五四”文学革命发生论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大事--"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及其动因,胡适的认识交织着必然和偶然.其文学革命发生论表现为向着偶然纵深发展的"三部曲"形态,从历史必然到个人偶然再到历史偶然.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他以实用主义与进化论作为基础的哲学观念.     

胡适的实用主义对“五四”时期中国的影响及其启示

胡适的经验主义实在观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原则;工具主义真理观否定了终极真理论;重疑求证的方法论突出了理性主义精神;改良主义历史观表达了反封建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因此胡适的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曾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它无情冲击封建文化的堡垒,大力破除封建思想的束缚,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促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对＂五四＂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启示。     

精神导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父亲的死亡,无疑使得中国既有的代际文化的传承方式受到了严重破坏,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由此变成了没人管教的孩子。但是,随着新式教育的崛起,那些进入新式学堂或者留学国外的学生,在失却了父的精神导引之后又找寻到了心仪已久的精神导师。这些精神导师取代了其父的职能,在他们的精神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像鲁迅景仰的藤野先生、胡适认同的杜威教授,都是如此。具体来说,这些精神导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哲学观念,并进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促成了他们作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确立。他们据此创作出来的文学,必然是体现着现代思想与艺术形式的新文学作品。精神导师的这种作用,不仅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带有普遍性,而且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均具有某种普遍性。     

"五四"女作家笔下"贤妻良母"的新内涵

"贤妻良母"曾一度被看成是封建女性的代名词.冰心、陈衡哲等"五四"女作家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理智、谨慎地对民族、文化、历史进行审视和反省,扬弃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她们对女性标准人格和角色定位做出了准确把握,从思想基础、自身修养和社会尊重等三个方面赋予了贤妻良母新内涵,在文化观念方面为女性解放创造了良好条件.     

"五四"乡土小说国民性书写略论

“五四”乡土小说自诞生以来,国民性批判就是其最基本的主题。从鲁迅以冷峻犀利的笔锋批判国民劣根性开始,“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就汇聚起全部心智,展开了对乡土大地上老中国儿女们国民性的思考。他们既怀着对乡土深深的眷恋之情抒写国民性中值得肯定的正面成分,又怀着清醒的启蒙意识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从而形成了乡情与理性冲突的创作心理。     

革命的五四观的萌芽——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的认知

五四运动爆发后几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五四作出了初步的解说。他们极力凸显其政治意义,赞扬五四政治运动中“直接行动”的精神,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视作一场“革命运动”的萌芽和共产党人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产生。     

"五四"时期"自由恋爱"思潮述论

"五四"时期,自由恋爱作为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他们在批判传统包办婚姻的同时,大力张扬自由恋爱,对自由恋爱的内涵、价值、伦理要求及其途径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建构,形成了一种颇具时代特色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不仅有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对现代情爱观的形成和人的近代化进程有其积极作用,但思想中某些方面也表现了无法掩饰的局限性.     

“五四”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简论

近代女权主义思潮的深远影响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促动,催生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群并很快形成一个创作高峰期;其中相当多的作品因其纯女性的视角和明显的反男权叙事而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最初的强有力的潮头。     

也论"五四"的主题

“五四”的主题是政治挤压下的启蒙。“五四”整个发展过程中启蒙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五四”落潮,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自身发展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必然的客观要求。“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这有其发展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因此不能脱离政治孤立地看待启蒙。     

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将和中坚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和文化心理层面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他们求真求新传播文化的职业本位意识、倡导个性追求自由的内心向往、济世救民安邦兴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其群体队伍的扩大与成熟和"抵强御侮"、"国存自强"的民族意识等紧密相关.此外,政界暂时的相对宽容和学界的思想真空也为五四运动的引发创造了社会条件.尤为可贵的是,由五四运动孕育和提炼出的五四精神(如御侮爱国、怀疑批判、求真创新、自由民主和忘我献身等)不仅有其历史价值,而且有其现实意义.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而且还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继伟大的五四运动之后,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这三次运动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     

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191 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分别论述了五四运动对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移植 ,以及五四运动对近代中国的科学教育、新学制、教育改革等方面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