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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包文汉整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２月第１版，共４８５页。《清朝藩院要略稿本》（下称《稿本》）出版后，展读其前言、正文，深感这是一部凝结整理者多年心血的佳作。《稿本》的整理者包文汉先生长期潜心于清代蒙古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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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长朴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8-20
2011年影印出版的《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是现存《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最新、也是最先影印出版的资料。此一文献的出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方式与修订重点,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研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学研究而言,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究竟在何时,是确定本稿本学术价值与判定《总目》编纂过程的重要关键,因此探讨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自然是刻不容缓的要务。此前,笔者与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曾先后发表论文,探讨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虽然所得结论不同,但由于不同的原因,使得我们的初步尝试,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并沒有达到原本预期的目的,这是一个缺陷,有待于重新的探讨与论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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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克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
瑞安孙诒让(1848—1908)是晚清一位对经学、诸子学以及古文字学都有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他一生著述繁富,已刊定者有二十余种.未刊行的尚有数种,《经移》盖其一.以其未经刊定,学人未见,故各家著述多无言及是书者.孙氏玉海楼藏书,和孙氏手校、手稿本,现多由杭州大学图书馆收藏.在他诸多的手校、手稿本中,有关《经移》一书的,我见到过两个本子.一是孙氏以江西刻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为底本,通校全经,多有朱墨校语于书眉.这个本子,共一八四册,杭大图书馆编《馆藏善本书目》(下简称《书目》)著录作:“经移手稿不分卷”.这部分孙氏校经的成果,我巳依例选录、整理,汇成专著,题作《十三经注疏校记》(下简称《校记》),并撰文介绍,此不详述.另一个本子,就是这里要说的“《经移》稿本”.该稿本,《书目》著录作:“经选节本不分卷清孙诒让撰手稿本有玉海楼藏印.”今按:这个稿本,小三十二开,十六页,中有空白数纸,原题“经移”二字于册端,册中夹有浮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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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雏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2)
读王静安(国维)先生诗文著述,偶有一得,辄便记之,漫无诠次,因名之为“随札”。《咏史》二十首写于何时静安先生《咏史》二十首写于何时?我在《王国维诗学著述系年》中,将此诗系于1897年左右。读周一平著《王国维著述年表》。(按,一平兄参加《王国维全集》编纂工作多年。此书10万字,材料宏富,考订细密。承一平在此书出版前,慨允借阅稿本,我乃得先睹为快)一平将《咏史》二十首系于1900年(庚子)4月(农历三月),并云: 手稿藏上海图书馆,见《高啸桐友朋手札》。诗跋云:“庚子三月,以事留滞武林。病风苦咳,不能读书,辄拈笔咏古,得二十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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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
我校历史系常城教授撰著的《张学良将军》一书,已于1988年9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长时期从事东北近现代史教学和科研的成果,是继《张作霖》一书之后的又一东北历史人物传记。两书互相联系,堪称姊妹篇。该书将张学良的一生,以被软被禁为界,划分为前半生和后半生。侧重论述前半生的政治活动和对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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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远鎔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发表了荣孟源先生的《曾同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简称《考略》)一文以后,我曾写了一篇题为《就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与荣孟源同志商榷》的文章,参加同年五月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以后又将文字压缩,并把题目改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下简称《考辨》),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书供》是李秀成自己的说法,即清方所谓《李秀成供》。因有真伪之辨,荣文称它为《稿本》,本文称《原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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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荷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3)
一九五九年发现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简称《梦稿本》)是一部手写的百廿回《红楼梦》稿本,每十回一册,装订成十二大册。内中有些册的首页及末页破损相当严重,四十一至五十回原稿又完全佚失。收藏者杨继振根据摆字本补抄了十回另十九页半之多。补抄部分与原文相接处盖有杨氏印信,以示区别。这样严重的破损,应当是由于《梦稿本》在漫长的岁月中被翻阅的遍数过多所致。《梦稿本》的大多数章回,都没有被重新誊清过,许多章节字迹流畅而潦草,保留着涂改增删的原始痕迹。《梦稿本》的出现,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红学界的极大兴趣。一九六二年范宁先生便为它写了长篇的跋文,附在《梦稿本》的影印本之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上海古籍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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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2)
土家族诗人汪承栋步入诗坛,已是二十六个春秋了。二十六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作为诗人的生命,无疑是漫长的历程;何况这二十六年又并不是全都属于诗人所有。十年浩劫,十年停笔,就曾在诗人的创作道路上留下一段不少的空白。我们叹惜那流逝的时光,更尊重严峻的现实。然而,创作又往往不以时光定成败。所以当汪承栋的一本散文集《昆仑山下的明珠》(196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九本诗集《从五指山到天山》(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昆仑垦荒队》(196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雅鲁藏布江》(1959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高原牧歌》(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黑痣英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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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园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3)
2014年3月,《渔洋山人感旧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据清乾隆十七年雅雨堂刻本影印出版,上下两册,精装.此书初成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是一部具有神韵理念的诗歌选集,由王士旗辑录,朱彝尊为之作序,后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卢见曾整理并刻印.《感旧集》从辑录初始,到稿本问世,到雕印出版,前后历经80年的艰辛历程,版本价值极高.一部《感旧集》将王士禛、朱彝尊、卢见曾3位文坛名宿联系起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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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超宏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5(1):89-93
清人黄图珌《看山阁集》有九首诗与《鸳鸯幻》传奇作者及其内容有关,此前无人注意.从黄图珌诗中可知,《鸳鸯幻》是一部才子佳人戏,约作于乾隆初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间,作者是松江府(今上海市)诸生戴蓉石.收录于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稿本百种汇刊》(79)中的《灵山会》传奇,未见任何曲目及曲籍记载,其作者幻园居士为清宗室,剧作完成于咸丰五年(1855)七月.《海宁州志稿》卷二九载陈乃赓《黄堂梦》传奇八卷,无其他文献记载.陈乃赓是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官刑部主事,长于词曲,卒年34岁.《黄堂梦》当为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回籍后所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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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2)
1954年9月老舍为《骆驼祥子》写的《后记》中说:“这是我的十九年前的旧作。”人们据以断定《骆驼祥子》的写作时间为1935年。然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2月的《出版说明》却肯定“作品写于1936年。” 根据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载《收获》1979年第1期)的介绍,《骆驼祥子》的写作时间为1936年夏至1937年初夏。老舍说:“由二十五年春天到夏天,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二十六年“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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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28-32
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小说《伤逝》以女性追逐爱情自由的表层,揭示出女性从独立出走而后又回归的悲剧; 20世纪80年代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小说对《伤逝》中子君的命运延续构思出多种可能性; 21世纪秦雯编剧的《我的前半生》电视剧在尊重亦舒的"子君"出走方式的基础上,创作出女性追求精神与物质独立的必然性。"子君"作为鲁迅笔下"娜拉出走"的典型女性,囿于五四初期思想启蒙的软弱性的时代背景,在出走后"无路可走"。在亦舒《我的前半生》小说及其原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由多位女性在实践着"子君"出走之路的多重性与虚幻性,反映出不同时期女性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出走"、追求独立时突破局限和障碍的艰难和循环反复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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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志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5):129-144
《石涛画语录》 ,在 2 0世纪 6 0年代之前通行的是“画语录”一系的版本 ,1 95 9年一本据说为石涛自书的《画谱》本被“发现” ,它被视为石涛生前的定稿本 ,由石涛亲自手书 ,并对早前《画语录》中激进思想作了大幅修改 ,反映了石涛晚年思想趋于保守的倾向。如今 ,《画谱》本为石涛晚年手定的说法几乎成为定论。其实 ,《画谱》本是个伪本 ,此本刊刻之时 ,石涛早已过世 ,《画谱》是由作序者胡琪篡改而刊刻的 ,《画谱》的书写者可能为石涛弟子、代笔者石乾。由《画谱》而出现的对晚年石涛思想趋于保守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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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远镕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6)
荣孟源先生在《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称《考略》)一文中,从七个方面论证《书供》原稿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将其删改后派人重抄的“冒牌货”。我也写过《李秀成<书洪>原稿考辨》一文和他商榷。惟因篇幅所限,拙作对该文所说的《刻本》采用〔〕号的看法未加论列。现就这个问题补述如下。 《考略》第六节的末段说:“曾国藩制造了这个《稿本》,冒充李秀成的真迹,其大段删节之处,在《刻本》末尾加以说明,其个别改动字句,也用〔〕号标明。《刻本》中共有〔〕号十六个,在正文中十三个。如《稿本》‘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一句,曾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刻本》作‘〔遂〕被[曾帅追兵]拿获’,借以表示曾国藩‘正大光明’,从而也就掩饰了他篡改李秀成真迹的大罪行。”《考略》第七节还说,《刻本》〔〕号中的字,“是曾国藩派人抄录此《稿本》时加的。” 《考略》是把《刻本》所用的〔〕号(主要是正文中十三个)当作曾国藩为了“掩饰”其“篡改李秀成真迹”的罪行而制造的假相看待,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据我考察,《刻本》正文用的十三个〔〕号都是各有其原因和作用的,它们与篡改真迹并无关联。原因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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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杰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1)
<正> 林则徐病逝普宁的时间,我所见过的文章如:《福建论坛》(1985年第4期)、《普宁县文物志》(1986年出版)、《普宁文史》(第一辑,1987年10月出版)都认为“1850年农历十月十九日林则徐来到普宁,十月二十二日在普宁文昌阁病逝。”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前一个时间是根据1939年饶宗颐编的《潮州志·大事志二》,后一个时间纯属民间传说,找不到任何根据,这两者都是不可靠的。根据林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