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两《唐书·李密传》献疑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今读中华书局点校本两《唐书·李密传》,心有所疑,兹录于下:1.《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李密)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得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第2211页)按:“杨得方”当作“杨德方”。《李密传     

李密对瓦岗军发展的贡献和“蒲山公营”的建立

李密归附翟让之后,瓦岗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确估价李密对瓦岗军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和影响,对于说明瓦岗军发展、衰落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李密,字法主,辽东襄平人氏。曾祖父李弼,是宇文氏佐命功臣,北周八柱国之一。据《周书·赵贵等传附录》说:“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     

评李密二题

李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近两年多来史学界的讨论已经使他的面貌更清晰了,许多同志发表了很有益的意见。但是,接近一致的意见则相差甚远。我认为,有两个关键问题是必须弄清的,即:李密杀翟让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斗争?李密是否有过投降行为?这两个问题如果研究得比较彻底,而史料和观点又能实事求是,那么李密的评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李密、翟让之争不是两个阶级集团的斗争 李密杀翟让,这是历史事实,谁也没有否认过。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能否象某些同志所说那样,把李密杀翟让夸大为地主阶级“复辟”集团(指李密一派)向农民阶级“革命集团”(指翟让一派)的阴谋篡权斗争呢?显然是不合适的。 首先,根本不能把李密和翟让两派硬行划分为代表着农民和地主这两个不同阶级的集团。 我们先从两派的重要成员的出身进行分析:从史料看,李密派的瓦岗领导成员大致有房彦藻、祖君彦、贾闰甫、柴孝和,郑颋、王伯当等人。诚然,这些人中有原隋政权的中下层官吏,     

延寿修史诚堪赞

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安阳市)人,唐初著名史学家,历官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符玺郎兼修国史等。李延寿有良才,善著述,他不仅参加了贞观年间官修的《晋书》、《隋书》和《五代史志》的修撰工作,而且还自撰了《太宗政典》、《南史》、《北史》等。《太宗政典》受高宗嘉奖,“咨美直笔,赐其家帛五十缎。”《南史》和《北史》更是李延寿的代表作,是他凝16年心血写成的巨著,经政府获准传世,定为正史。后世编入二十四史。李延寿和他的南、北史颇受后世史学家推重。《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等赞他“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司马光更称《南史》、《北史》为“近世之佳史。”     

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     

政事·身份·家道：唐代李复治理容州的历史书写

皇族李复治容的事迹本末，详载于同僚李牢草拟、史官于邵撰定的石刻碑文《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然而，《旧唐书》本传既隐没其治事，十者存一，令其治疆政绩不彰，又与后来的《新唐书》《资治通鉴》一起贬抑武将身份及武将世家的政治作为，共寓“债帅”之讥。五代北宋“义理化”的正史叙事整体偏离“节帅”治边之“信史”,它是唐宋以降新兴参政士人建构“崇文”合法性的书写实践。     

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论李密

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李密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有关他的评价问题,史学界争论激烈,不少学者都对他持否定态度。其实,结合当时整个社会状况、阶级状况考察李密的心态变化,不难找出他在历史上的应有位置。 (一) 李密,字玄邃,祖籍辽东。由于其曾祖父、祖父、父亲先后在北魏、西魏、北周、隋做官,遂定居长安。史载李密的父亲李宽“骁勇善战,干略过人,自周及隋,数经将领,至柱国蒲山郡公,号为名将。”是一个世袭军人出身的贵族。     

论隋唐和亲的特点

论隋唐和亲的特点崔明德和亲亦称“和蕃”，自汉迄清，至少有１５０余次。自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和亲”之后，历代“正史”都留下了珍贵的和亲史料，许多史家对和亲也作过客观或比较客观的叙述和精湛的分析。中外学者对此也作了不少的探索，涉及了和亲的许多方面，但...     

隋唐史研究漫谈

<正> 隋唐史方面的文献相当丰富,约有二百种左右,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隋唐部分)、《唐鉴》、《大唐创业起居注》、《贞观政要》、《顺宗实录》、《唐会要》等,自然是这方面的基本史籍。再如,详细记载唐代国家组织结构的《唐六典》,集中保存唐代诏令、册文一类文献的《唐大诏令集》,记录和解释唐律条文的《唐律疏议》等,也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研治隋唐史也很重要,似应属于这方面的一般史籍。关于隋唐史的笔记、杂著,如《大业杂记》、《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茶经》、《耒耜经》、《大唐     

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

隋唐中枢体制前后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旧史记载的缺陷,这种变化长期不为人所注意。人们研究隋唐政制所依据的《唐六典》,反映的是唐前期的制度,两《唐书》职官志基本上是抄袭《六典》,《通典》也是按唐前期的设官序列叙述。后人论述隋唐官制的论著虽多,但大多没有摆脱《唐六典》的案臼。因此,至今唐代整个中枢体制的转折和演变仍暖昧不明,这不能不说是是隋唐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本文拟在广泛汇集史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作一考察,试图粗略地勾画中枢新旧体制演变的轨迹。     

李贺生卒年辨正

李贺生、卒年,正史无记载。后人对李贺生、卒年的记述,主要出现两种年数。第一种,是790年至816年。见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贺诗歌集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朱自清《李贺年谱》、《辞海》(修订稿),等等。第二种,是791年至817年。见于叶葱奇编订《李贺诗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礼锡《李长吉评传》,等等。两种不同的李贺生、卒年,均出于同一个依据,就是杜牧《李长吉歌诗叙》。杜牧作叙年份已写明大和五年,叙文云:“贺死后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为其叙。”(注:大和,作“太和”误,钱大昕已辨正,杜牧手书《张好好诗》墨迹正作“大和”。)自大和五年上推十五年,即为李贺卒年,再往上推二十七年,即为李贺生年。一个依据,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生、卒年?原因是,各自采取了足年     

论隋唐时期和亲的影响

论隋唐时期和亲的影响崔明德和亲亦称“和蕃”，自汉迄清，至少有１５０余次。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和亲”之后，历代“正史”都留下了珍贵的和亲史料，许多史家对和亲也作过客观或比较客观的叙述和精湛的分析。唐宋以降，不少“会要”或“类节”为和亲列了专条，如...     

鲁迅与野史

鲁迅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     

介绍《隋唐民族关系探索》

介绍《隋唐民族关系探索》李季平崔明德同志研究多年的课题《隋唐民族关系探索》已经面世（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探索》），欣阅一过，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是：资料翔实，分析深入，持论执中，颇多创见。兹予简介，以飨读者。一、对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     

李勣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在李(责力)(徐懋功)评价中有两个问题:一,怎样估价李(责力)在瓦岗军中的作用;二,怎样看待李(责力)的投降唐王朝。有些同志认为李(责力)在瓦岗军中支持李密,就是地主阶级篡权;李(责力)在瓦岗军失败后投降唐王朝,就应该否定他。本文对上述两个观点提出商榷,并认为李(责力)是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军事家。 一、李(贵力)对瓦岗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贡献──《隋唐民族关系探索》评介

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贡献──《隋唐民族关系探索》评介余远最近，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崔明德向志的新著《隋唐民族关系探索》（以下简称《探索》）一书。全书共四编，二十三章，加余万字，全面系统地探讨了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的重要问题。通读全书，觉得这是一部...     

礼赞文坛奇人绝学──《儒林外史》文化意蕴新探

《儒林外史》取名“外史”，不但没有“比较诙谐，不严肃”①的意思，恰恰相反，“夫曰外史，原不自居于正史之列也”②，持的是一种与正史表彰正途出身的儒生相对立的立场。正史写危素，好《史》写王冕；正史大书特书立于朝廷、官府的金榜题名、仕途得意的土子，《外史》大书特书江湖上坎坷不遇而又抱负不凡的文人。对这些非正途出身的富有叛逆性的文人，作品的基调是肯定而不是批判，是赞美而不是挪偷。一、从小说的主体意象还，小说写儒学传统的挫折，一代知识分子的沦落、困境，但重点是写文坛奇人的崛起，儒学传统的重建与发展。吴敬样…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评介

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作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国内外学者在均田制研究方面的成果,可以说实在太丰硕了,仅国内出版的专著就有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修订本《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际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其增订本《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2003年)、[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日]铃木俊、山本达郎等著《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是以千万计.一般认为,均田制研究应该说没有剩义可言了.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