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股份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优化选择

我国现行农地流转制度存在着产权残缺和相关立法不完善的制度缺陷,通过比较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模式,探讨农地股份制模式的制度优势,说明农地股份制应是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最优选择。     

西南地区农地股份制改革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是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地股份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学界对农地股份制改革的研究也主要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对象,而对于我国西南地区在农地股份制改革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明显不足。地理条件和区位特征的不同决定了西南地区的农地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应在适度借鉴东部地区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西南地区农地股份制改革的实施路径,具体而言,包括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配套措施两方面内容。     

技术选择、劳动配置与制度安排——我国棉花产业家庭经营体制与现代农业的冲突分析

在当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阶段,家庭经营制度的制度优势已发挥殆尽,如何创新我国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该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棉花产业为例,通过近年来主要指标的对比,分析了当前棉花产业所出现的问题,指出棉花产业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当前的家庭经营体制,提出公司化经营模式是未来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方向。     

农业的家庭经营与产业化经营

农业的家庭经营与产业化经营,有着历史发展逻辑及内在的相辅相成关系,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经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从农业的家庭经营演变而来,但又有自己新的特点。农业家庭经营是产业化经营的基础,产业化经营可以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对于目前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前提下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分析了我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提出了农地制度改革的初步设想。     

农业家庭经营制度:成本·效率·创新

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农业家庭经营既面临着技术落后的制约 ,又面临着制度上的诸多障碍。农业改革任重道远。本文吸取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以制度成本、制度效率为主要分析手段 ,剖析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结构 ,重点对我国现行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成本与制度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揭示其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缺陷 ,探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创新     

农民家庭经营组织完善与创新的两大方向及其模式

农民家庭经营组织是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组织载体,是现阶段农业中占居主体地位的组织形式,需要长期稳定。但因其存在阻碍农业发展的多种因素,故需要按照一定的方向采取多种模式进行完善与创新。     

现行农地制度的制约性及其改革

在农地集体所有制度与土地承包政策框架下,由于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模糊配置与分割,形成了所有权对使用权的过多剥夺与侵害,限制了土地财产价值的充分实现.合理界定国家、集体、农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一步解除对农户土地权利的约束,是农民土地财产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保障.     

入世后我国农地制度发展的新思考

一、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农地制度指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方　式,不仅包括地权本身,而且包括地　权的交易、实现形式和生产组织等。　而地权是农地制度的核心,包括法律　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剩余权以　及这些权利的可靠性等。 　 新中国成立后,与农地制度直接　相关的利益主体主要是国家和农民。　国家在农村的利益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保证国家的食品安全,获取农业　剩余,以支撑国家的工业化和整个经　济的发展,因此,国家注重农业绩效,　尤其是粮食产量的增长;二是保障农　民的生存,增加农民收入,以获取农　民对国家的财政扶持,维护农村社会　稳定,巩固国家政权。在不同时期,　这两个方面对国家有不同的重要性。　因此,国家与农民的利益既有相互一     

农地过度征收及其制度约束

约束农地过度征收,需要以＂征地制度化＂为前提。通过做实农民集体土地权利、发挥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法院的控制与监督作用,形成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有效地遏制农地征收权的滥用,并进而达到农地征收目的、前提与过程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公正性,赋予征地制度以权威和尊严。     

我国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法律问题探析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是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一种表现。当前出现了5种主要的土地改革模式,土地股份合作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农地股份合作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从法律的视角出发,应明确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明晰农地使用权的产权界定,调整土地方面的相关立法,完善治理结构和风险保障机制,制定扶持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的优惠政策。     

农地产权的制度残缺与效率提高

我国农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产权制度的残缺性决定了土地产权界定的重大意义。实现所有权主体人格化,稳定和完善承包经营权,明确收益权,是实现农地市场化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效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根本路径。     

小规模家庭经营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分析

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从农业技术进步、农业产业化、农业信息化、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可持续等方面作用于农业现代化。在小规模家庭经营生产组织形式下,农民缺乏种田积极性、难以与市场有效对接、农民收入缺乏提升空间和农户生产、生活方式缺乏可持续性等会制约农业现代化;但小规模家庭经营具有较好的效率和兼容性、便于降低生产监督成本、决策所需的信息费用低和存在强大的社会保障力等则有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因此,根据中国现有国情,在坚持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加快组织形式创新、实施农业补贴和建设生态农业等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中国家庭经营的现实特征与发展趋势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继续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目前中国家庭经营结构正处于快速变化期,侧重于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发展迅速,规范的组织形式和以个体特征为支撑的经营能力使其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专业大户大多具有农业生产经营经验,本地化特征明显,经营规模更为适中,土地利用更为灵活。而传统农户数量巨大,并呈现数量和兼业双增的趋势。在外部政策和内生动力的双重作用下,家庭经营能够适应政策及社会经济的变化,呈现出规模化、省劳力化、商品化发展趋势。基于农业的功能定位,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表现为:半工半耕的家庭经营数量众多,是农业就业功能的具体体现,专业化、规模化的家庭经营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农业主体形式,是支撑其他类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基础力量,是承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功能的主要生产者。     

农地股份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建议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关键。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在一定时间段内对中国农业生产力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其优势的逐步释放,也凸现出它的弊端,这为新一轮的农地改革创造了需求。本文建议实行公司+农户的农地股份制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湖北省实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持续增长的研究

湖北省目前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家庭经营收入,农民家庭经营状况决定着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分析湖北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现状及其特点,提出了湖北省要以资源禀赋为基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努力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逐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家庭经营提供好的环境和服务。     

我国传统农地经营制度下的新型生产关系研究——基于“铁麦客”现象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小农经济模式正在发生悄然转变,集体所有的、家庭承包制下的雇工经营模式(如铁麦客现象)正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但成功解决了我国农业机械化与小规模土地占有之间的矛盾,还在农村衍生出适应这种生产模式的新型经济关系。     

促进农业发展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式探析

改革开放推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使农业飞速发展,但是近年来,农业投入增长缓慢,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转化,出现了农业发展缓慢的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依据这一观点,基于农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农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当前所实行的分散经营的土地制度制约了农业利润率,对要素的吸引力不够,造成农业要素投入偏少,这最终导致农业发展缓慢。针对当前土地制度对农业发展的限制,继续探讨和分析满足效率标准的、更有效率的土地制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当前最为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方式是推行农民占有股权的具有所有现代股份公司特征的土地股份公司形式,这种形式能够解除现行土地制度对农业发展的限制、解放农业生产力。     

对我国农村土地分类制度的思考

分析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权利体系存在的矛盾,提出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分类制度。根据土地用途和经济效益将农村土地分为Ⅰ类农用地、Ⅱ类宅基地、Ⅲ类农村公共用地、Ⅳ类生态功能环保地和Ⅴ类未利用地,并分别制定相应的土地产权制度。其完整的权利体系既解决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权利体系中的矛盾,又能细化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土地分类权利体系设计符合各种土地的长远战略意义,各种土地用途间建立转化机制保障土地分类制度可行,能够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     

农业适度规模家庭经营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生命再生产密切结合的产业,此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无法像工业生产过程那样进行精确的计量和监督,在组织形式的选择上,决定了家庭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家庭不仅是一个经济活动单元,更是一个由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生命共同体,其成员之间容易形成共识与合力,为着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努力,不计利害,无需监督管理。当前实践中出现的合作社、工商资本直接进入农业生产过程的目的更多的在于获取国家财政补贴、土地增值收益及其他更高的非农或非粮收益,长此以往,必将对我国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对这种现象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