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道德价值建构——以对“大同梦”、“强国梦”、“美国梦”的分析为基础

社会梦想中道德价值设置规定着其精神境界和价值范式。中国古代的"大同梦"因其内含的仁爱、平等、和谐等道德价值理想,体现出对完美人性的向往和对绝对"善"的追求,而成为人类拂之不去的梦想。中国清末民初的"强国梦"最初崇尚物质、崇拜强权,功利性压倒道义性,但在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悲剧和国内共和失败的现实面前,开始反思缺失道德价值浸染的"强国梦",重新赋予梦想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尺度。西方典型梦想"美国梦"中自由、平等、民主等道德价值梦想后来日益嬗变为攫取物质财富的梦想,其吸引力也日渐式微,变得虚幻。以此为鉴,"中国梦"应以道德为基石,赋予丰富的道德价值,彰显道德文化气质,显示传统文明的色彩,谱写天下大同的基调,绘就和谐发展的前景。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王夫之诗学"象外"论的美学阐释

王夫之的诗学情景论历来为学界所称道,但王夫之的诗学"象外论"却被忽视.本文认为,尽管情景论在船山那里涉及诗歌意象与诗歌意境两个范畴,然而,从整体上看,情景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主要属艺术意象论.船山诗学的意境论或理想论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对"象外之美"的研究来体现的.他的"象外"论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哲学基础,从而在对情景与"象外"的关系、"象外"的诗美特征以及通往象外之美的途径等方面,与前人的"象外"论相比都有重要的区别与发展,显示了封建末世一位杰出的儒家诗学传人的独特的诗艺理想.     

《史记》“尚让”思想探究

中华民族"反争尚让"的思想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通过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整合,以史传心,"成一家之言",形成了系统的"尚让"思想.在诸多让名、让利、让位、让生、让国,乃至让天下的史事中,体现着太史公追求的人人自律、崇礼贵让的道德理想,和"天下为公"、礼让为国的政治理想.其"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社会理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贤母良妻”与民初国民人格的培育

民国初期,时人认识到诸多国民道德心薄弱、法律观念缺乏,国势日趋于悲哀危险之境,主张改造"腐陋"家庭,以贤母良妻为"直接救国"之手段。而理论上的近代"贤母良妻"乃中外思想的结晶,其基本清除了封建贤妻良母的弊端,是人格独立,才德兼备,肩负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的新妇女形象。在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它对于共和精神的培育主要体现为利国、相夫与教子等方面。时人欲藉此塑造国民理想人格来化解民族国家危机进而实现郅治。     

《说文解字》“误释字”考释四则

《说文解字》在汉字演变中起着无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存在着一些析形释义之误。通过古文字字形以及用例分析,认为:"中"本是商朝建军专用的旗帜;"告"是"祰"的初文,并非从牛;德本义是道德、品行;"皮"本是"铍"之初文。《说文解字》的相关分析应该予以补正。     

马基雅维里的新德性观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论述,被视为开创了一条通向近代政治科学的新道路。而且,不同于主流的国家理性学说的解读,马基雅维里的新政治科学之建立并非以牺牲政治领域中的道德为代价;相反,马基雅维里通过将政治与道德的标准安置在流变的经验世界的界限之内,超越了以超验的终极实在为根基的古典政治哲学:一方面解构了以终极实在为依据的永恒不变的古典德性,另一方面重构了以流变的经验世界为根基的德性。马基雅维里通过区分政治事务中的"显得好"和"真的好",弥合了旧道德观与新政治科学之间的张力,重新安顿了道德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     

《礼记》崇高之“畏”及其认知困境

作为儒家面向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叙事的持续性情感生成,《礼记》顺天守时的天命之"畏"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境遇的警觉与关注,其德性至上的至善之"畏"是儒家重建合"礼"秩序并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德性认知过程,其"天人合一"的崇高之"畏"是在"圣王"与"天"同构基础上对儒家通过识"礼"追问终极意义、达至即凡而圣并"与天地参"的形上表达。意志化主观叙事和表象化"复礼"实践表征着《礼记》中儒家至德至善之崇高理想与崇高之"畏"的乌托邦特性,"圣王"理想对于主体实践而言只能被体验为一种悲怆而崇高的道德情怀,其崇高仅在于它占据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位置。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丰富多彩，其共同特点，一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从与社会现状相反的方向去构想，表现出鲜明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其二，这些理想中的社会，不是从国家的政治法律、行政组织等方面去设想，而是与之相反，是没有王治的“无为”世界，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追求一种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其三，这些理想的设计，皆重在道德的建树，而且是以鲜明的复古思想为指导，提倡远古的道德文明，追求返朴归真的原始状态。     

《人物志》“清”范畴意义论析

“清”范畴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在这一理论范畴的流变过程中,我国第一部才性理论专著《人物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物志》中的“清”主要有三种含义：指阴阳之气或五行之气交合时的一种理想状态;指人的道德,用以形容人高尚的道德;指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     

从经典诠释管窥王船山厚德隆礼的家风情愫

船山思想多是对六经开生面而形成,从船山对经典的诠释中可以管窥其家风思想：船山家风思想强调修德立己,以礼处世。特征为厚德隆礼,既重视个人德性修养,又重视外在的礼之践行。其逻辑理路表现为由德而礼、由内而外。在家风培育方面,王夫之更是强化人之道德品质,强调从礼教入手,借助德化、礼教培育家风。     

论王船山的文化哲学思想

王船山哲学博大精深,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王船山文化哲学思想,有助于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王船山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君子精神,核心内容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思想灵魂是文化开新。每一个文化人都应当树立君子精神,通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推动文化开新。     

从船山历史哲学的视角解读毛泽东的实践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在批判继承和发展传统哲学观的基础上,印上了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烙印,比如:社会本体论、社会交易论和实践理性论等。同时,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与船山历史哲学也有一定的渊源。这对于研究毛泽东"实践论"在中国革命实践和具体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冯契论中华文化心灵中的真善美

为研究冯契对中华文化心灵中真善美的探讨,从其哲学核心问题及其哲学心态、中国哲学史中的真与人生理想的认识、善与道德理想、美与审美理想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中国哲学史有长期的研究和可观的成果,但是儒家哲学的源流发展史似乎缺乏哲学专家与专题的专业性探索。冯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可理解成中国人民的革命世界观由自然到自觉,由自在到主观能动的自为进程,突出地表征在所提的社会理想这一构思上。人生理想,不论是个人理想或社会理想,都要通过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来实践。若要研究行为主体在群己关系中的自由,必得处理善与道德的问题。道德理想之实践应透过个人道德质量的培养和建构合理之社会伦理关系的规范。社会伦理规范与个人品德虽有可整合性,也有其区别性。他对美感的理解兼摄德哲康德与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康德强调美感是自由的快感,意旨审美经验超越利害关系的算计,是无所为而为的纯粹之鉴赏判断。     

《黄帝四经》“刑德相养”思想探析

“刑德”思想是《四经》(即《黄帝四经》)道德思想的必然组成部分,其渊源在老子的“法令”、“道纪”。它不仅昭示了法度产生的问题,认为产生于现实社会需要的法度须以“道”为依归;而且回答了何谓法度的问题,告诉我们法度是“正”的象征,是“明曲直”的武器,法度的基础在人的需要的满足,在“刑德”的关系,主张先“刑”后“德”的价值取向,显示的是以“德”为依归的方向,昭示了用“有刑”实现“无刑”的理想追求。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在道德问题上,存在以“义”和“宗”为标准来依归法度的运思,这无疑是氏族宗法血缘意识的反映,其意义是消极的。     

论王船山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

人们认为,王船山《通释》以丹法释骚,有用后起之学释前贤作品、以道家学术解儒者著作之嫌,故失之偏颇。事实上,内丹学的标志性著作虽出自道家,但内丹丹法却源自先秦养生内炼术,在楚辞创作年代已基本成型;且屈原并非纯粹的儒家学者,在他的思想中诸学并存、儒道兼容。因此,王船山以丹法释骚有其合理性,我们不能顺着以儒释骚的传统惯性,断言其为谬误。     

康德与王国维美学之道德走向

王国维受叔本华影响很深刻,这无人敢轻易否认。但在理智上,王国维在为学和为人两方面,都告别了叔本华,并转入对康德的研究。叔本华是王国维通往康德的桥梁。王国维的道德感,随着年岁的增长,变得很强烈。道德高于知识,道德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彰显道德的价值,这是王国维化合周孔和康德思想的结果。康德构成了王国维美学道德走向的推动力量。     

王安石的心学思想

王安石的心学思想表现为在由人心做主的前提下确立道义的准则,与一般儒者恪守封建的伦理纲常而画地为牢的思想观念有着显著的差异,王安石的这种叛逆思想因而遭到了他们的激烈批判与反对。王安石思想的心学特色在宋学的发展历程上具有开创意义,而稍后的二程洛学虽然也重视"心"的作用,但却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心学思想。     

论儒家君子与王维的人格塑造

王维一生把"内圣外王"的儒家君子作为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这促使他一方面自觉躬行儒家所设立的"仁"的道德品格,不断加强和完善内在修养;另一方面积极入仕,把内在的道德修养转化为外在的政治实践,并使其政治理想具有儒家的"仁政"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