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志古鉴今,垂范后世——析《史记·五帝本纪》的作意

司马迁在《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中,通过再现上古五帝勤心戮力、治理天下的贤君形象,展现了五帝＂法天则地＂以化育万民的美政,以及宽厚仁爱、尊贤尚让的美德,尤其以五帝之＂是＂反衬今上之＂非＂,寄寓着太史公以史论治、志古鉴今、垂范后世的深意。     

《史记》述“天”与历史理性的萌生

《史记》的宗旨首在“究天人之际”，它在记述五帝三代之时就反复述及天、天命与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源自《大戴礼》、《尚书》与《诗经》等文献。但司马迁对“天”之观念的记述述并非唯“经”是从、全盘照录，而是从史料考辨与历史观念两个方面进行审慎的去取，显示出卓越的考信精神。在此基础上，《史记》所述的“天”之观念，在五帝时期呈现出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则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通过梳理五帝三代的天人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历史理性在殷周之际的萌生是必然的。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论司马迁分列《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思想

"本纪"叙述帝王政迹,以时间上的延展叙述改朝换代的历史。《秦本纪》有世家叙述结构的倾向,与《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等处于同一叙述层面。如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的结构方式叙述的话,司马迁应该把《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合为一篇才符合体例。将《秦本纪》列入"本纪"与司马迁关注社会变革的过程息息相关,与探讨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和走向强盛的历史原因相关。将秦史拆分《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两篇,表明司马迁关心秦史的程度超过夏商周三代。司马迁一反撰写三代"本纪"的原则,同时写《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是通过秦王朝短命的历史重点探讨兴盛与衰败的道理,是为了更好地突出社会进程中发生的剧变。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尧、尧文化与现代文明

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长期以来与舜、禹一起被视为古代圣王政治的典范。我国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列尧为“五帝”之一,将其看做华夏文明的开创者。尧的时代,在中国的古籍中被列为信史的第一章。今河北唐县,相传就因为是唐尧封地而得名的。《尚书》首篇即为《尧典》。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虽然记载了尧以前的黄帝、颛顼、帝喾,但文字简略,篇幅不足全文的四分之一;而且内容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率然轻信。对尧以后的记载,却具体生动,涉及广泛。司马迁在篇末指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     

《史记·五帝本纪》疑诂（十二则）

《史记·五帝本纪》疑诂（十二则）张家英近年研读《史记》，时有所疑，间作札记；复不自量力，思为之解诂。传世最早之《史记》训释文字，为裴《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三音合称“三家注”，附见于通行之《史记》全本；其收集资料之较全者，则为日人泷...     

《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黄本骥与《黄本骥集》

黄本骥是清代后期湖南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博览群书,一生著述颇多,在经学、历史、地理、方志、姓氏、职官、金石文物和目录之学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其著作全部整理出版目前尚无可能,《黄本骥集》收入了他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这部集子的出版将对湖湘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历史的浪漫：司马迁的蔺相如叙事

司马迁在为蔺相如列传的过程中，从搜得的旧闻中选择了三个典型的“故事”予以叙述，它们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通、退让廉颇。但在处理与加工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尽力发挥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非凡的叙事艺术技巧与能力，并以历史浪漫主义的态度塑造了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令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恰到好处，无愧创作出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浯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辨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知识分子"与"士大夫"辨析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日趋纷繁,且呈现狭隘化趋势。其根源是对该词词源存在片面的理解。由此阐发的有着自恋之嫌的“知识分子”定义,将士大夫摈弃于这一群体之外。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来看,将士大夫列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列,并无不妥。     

“三结合”的学术视阈和学术方法——张岂之先生史学志业述略

张岂之先生毕生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以中国思想史为核心,以华夏文明的演进为主线,以民族复兴为最终归宿,并逐渐将研究的视角从思想史延伸到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其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三个方面。此外,张岂之先生还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彰显了一位人文学人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     

如何正确理解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

司马迁的通变历史观在<史记>中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在理论上,他明确宣扬"循环论",宣扬"三王之道若循环"、五德终始、天运呈周期性变化等内容;而另一方面,由于其宣扬的循环理论之循环周期太长、循环对象无具体内容作参照,因而事实上无法在汉王朝以前的具体的历史撰述中体现出循环,使<史记>所撰述的具体历史内容没能体现出循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使司马迁研究者在理解其历史通变观时产生了分歧.     

《史记》中的“奈何”与相关句式及其先秦来源

调查<史记>中的"奈何"与相关句式,又从使用频率、具体用法和特殊用法三个方面探索"奈何"与相关句式的先秦来头,这可以为汉语史的词汇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个案材料.     

《孟子微》与康有为对中西政治思想的调融

康有为调触中西思想,复以之为基础创发其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闸门。《孟子微》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史意义并不次于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正是在这书中,康有为通过重新诠释孟子,将儒家传统的“民本”论转化成为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并将近代西方的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