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店儒家简谈古代“乐”的形上特征

郭店儒家简揭示了音乐与德行（成圣）之间的关系，启示了“乐”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孔子和庄子都以“乐”沟通天道与人道，以求个体成己成德。“乐”、“诗”、“颂”是一种近邻的关系，“颂”含有强调个体有限性的特征，而这亦导致了“乐”的形上特征。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创建和研究,必须解决如何“述史”的基本问题.文学史哲学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审视,归纳出以“自律论”、“他律论”为代表的两种最基本的述史模式和一些突破“自律”“他律”思维定势而提出的述史模式,这些述史模式在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述史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操作空间和一定的局限性.“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是一种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可能性述史模式,它具有较明显的理论生成和实践运用的空间.     

话说“招安”（上）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界一贯把“招安”作为批评对象,用极端的语言丑诋被招安的古代造反者。从这种逻辑来看,一旦造反以后只能有两个前途:一是推翻了统治者自己做皇帝(真做了皇帝也有“罪名”——背叛农民起义),起义者都做文臣武将;一是做烈士(这是被现代史学家认为最光荣的前途)。为什么这些造反者就不能与统治者达成妥协而回家重新当老百姓或被当招募当兵为官呢?为什么就不能尊重古人的这个选择呢?     

孔子之“乐”与“体验理性”的现代意义

由于礼、乐相关 ,孔子的“乐”(音乐 )论在儒家学说中历来备受关注 ,而“乐”(愉悦 )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本人对乐 (愉悦 )的青睐 ,从“知”、“好”、“乐”三种递进境界的分置中可以辨析出来 :“知”道是一种功利的探索 ,“好”道是一种外在的求索 ,“乐”道则是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包括客观规律在内的社会生活。这种“乐”论是一种体验与理性的紧密结合 ,它所启悟的“理性体验”对保持现代化压力下的人格完整 ,纠正“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异化现象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传入时的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根源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以崇帧改历为契机传入中国。从现象上看，西方数学的传入是由于利玛窦及其追随者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阳玛诺等人奉行“学术传教”而弓I发的。但是进一步的深究：为什么利公等人奉行“学术传教”之策略？为什么明末中国人可以接受“学术传教”之作法，并有徐光启、李之藻清人推波助澜？数学传播在“学术传教”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对这一系列问题之探讨，则是对传入西方天文数学之根本原因的发掘，而这一发掘则涉及到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一、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宗教…     

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

“厚今薄古”是“厚古薄今”的反面提法。为什么有些人要“厚古薄今”呢?主要是企图逃避现实。为什么要逃避现实呢?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而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则是表现了人们的立场观点问题,世界观问题。所以要想从“厚古薄今”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改变成为工     

中国当代批评的危机——相关概念在“多元化”中消解

“多元化”是中国当代批评领域中的常用词。在今天,“多元化”不仅引领着批评的话语时尚,还形成了能激发批评创造力的“话语场”。应该说,多元化观念的流行给中国当代批评的思想及其解析问题的方法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有效促进了中国当代批评的蓬勃发展。然而,在多元化观念的流行中,一些与批评相关的词语概念,如“立场”、“原则”、“观念”,如“阵营”、“研究”、“论辩”,如“问题”、“本质”、“现象”,如“内容”、“形式”、“标准”,如“艺术”、“理念”、“批评”等等,正在多元化的“话语场”中逐渐分化、模糊。它们的原有内涵因“多元化”而被扩充甚至置换,它们的原定外延因“多元化”而被扩张、变形以至无界。而多元化中许多批评用之以陈述、论说、阐释的词语的降解,许多批评曾以之为灵魂、为筋骨、为血肉的概念的消解,多元化中批评的词语能指那更趋向偶然、可能、变化个性与其固有所指间关系的松懈,都常常迫使批评的命题无奈地演绎成伪命题。而批评“失语”的结果,是批评话语的瘫痪。于是,在众多概念遭遇消解的多元化语境中,批评将何以立言?何以立“身”?何以立名?批评在丧失以往直面艺术的从容与自信,正逐渐陷入某种危机之中。这一切在提醒人们,在今天,批评的问题似乎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被归结为语言的问题、词语概念的问题。那么,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批评呢?这恐怕需要今天的批评者真正地去关注和更为深入地去研究。     

季札评《诗经·郑风》之“细”涵义探微

《左传》所载季札观乐一事历来备受关注，他对《诗经·郑风》之“细”含义的评述，各家对此众说纷纭。检索《左传》所引《郑风》与传世《郑风》在汉、宋时期的接受情况，回到历史语境，运用诗学相关理论，结合音乐学、社会学方法，以发展观念从诗与乐的角度分析季札所评《郑风》“细”的内涵及其影响。从乐评角度看，“细”指音乐的繁杂、精妙；从诗评角度看，“细”指诗词内容多言男女情爱之事，感情表达繁绮细腻。《郑风》在春秋时无论是文本内容还是音乐效果，在审美上都有突破。季札对《郑风》的评论具有文本与音乐的双重指向，深层心理更多体现了对艺术美的恐惧，“是其先亡乎”也是一种戒惧的忧患表述，不能据此质疑季札观乐的可信性。这一心理与思想对孔子以及汉、宋诗评影响颇大。     

“仁者寿”小解

<正> 《论语·雍也》云:“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水贵常流,山贵常静;乐水与爱动,乐山与爱静,说的其实是一回事情。爱山、好静为什么与长寿联系了起来?何晏注曰:“仁者无欲故静,性静者多寿考。”后来邢昺和朱熹大体也是如此解释的。此乃从道德观念出发所作的推论。这是古来就事论事的解释,而“仁者寿”的真谛,注家似乎尚来涉及。考诸《论语》,仁者不忧,故能长寿。“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何以无忧?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而做到了“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就能内省不疚、不忧不惧了。这是仁者能寿的重要前提。     

身体史研究刍议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身体”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大陆”之一,涉及诸多学科领域。就目前中国史学界而言,“身体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拓展和深化该项研究似应从以下五个层面展开,分别是:身体器官史的研究、器官功能史的研究、生命关怀史的研究、身体视角史的研究、综合身体史的研究。将身体史研究归纳成五个层次,只是在以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研究假设与前瞻。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史研究范畴之确定,以及使该课题彰显出历史学的特色,则有待于方家进一步深入探讨。     

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关系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音乐学(即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是两个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音乐学分支学科。但两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民族音乐学把音乐置于文化视阈来考察,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民族音乐学突出音乐文化中的多姿多彩,使中国传统音乐学拓宽了研究路径;民族音乐学重视田野考察的工作范式,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补充。     

“民间文学”不是“源”而是“流”

北大同学强调“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慎重分析不够,有些矫枉过正,甚至有些地方根本就错了。把我国文学分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类,并分别论述,使人感到有两条线存在,看起来前后有拉扯,有不完整的感觉。在谈到“民间文学”时,则认为它是我国文学的主流,是滋育“作家文学”的土壤。不可否认,“民间文学”的地位必湏提高,但是否就非要提到“主流”的地位上不可呢?我们认为这样作是不符合文学史实的。文学起源于劳动,最先产生了民歌,可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也就分了家。马克思说:“由于分工的结果,艺术天才只是集中地表现在个别人身上,而广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他者化”问题

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理论学科对于现实的介入性以及跨学科的存在样态,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常常由于定位不明而走向自我放逐,成为失去学科自主性的“他者”。这种自我身份的迷失,带来的是话题的不断涌现、原创性的薄弱和学科持续性发展能力的匮乏。客观地说,中国近三十年文学理论“他者化”的发展和演变,受到国内外诸多思潮尤其是国外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较大,也最直接。文学理论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科学化”、“美学化”、“批评化”、“文化化”等,也问接或直接地植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思潮。同时,由于近三十年国外文学理论传入的“准共时性”,所以,中国文学理论的“他者化”,也明显显示出“密度大”、“转向迅猛”等特点。     

遵义会议为何没有解决王明“左”的政治路线的错误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为什么只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错误,而没有涉及其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呢?主要原因有: 1.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主要矛盾是解决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对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顾及不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军事路线问题,是涉及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会上激烈争论的中心内容。军事问题的争论,首先是从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开始的。为什么?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再解读”与“解构”进入文学史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现象之一

“再解读”与“解构”进入文学史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现象之一［韩国］朴贞姬如果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粗略地分为现状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两大部分，那么“再解读”可说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研究行为。一方面它属于批评，即对过去作品的重读，另一方面它也属于文学史研...     

茶余饭后话“揭红”

最近几年,北京“红学”又热闹起来,刘心武上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有人开始质疑、争鸣、批评,反诘刘心武。以“索隐派老路走不通”作根据,批评“揭红”违犯了“学术规范”。刘心武则根本不理那一套,发文章、搞演讲,对批评进行回应。全国“红学”界包括“红学”爱好者都活跃起来。奇怪的是,有关专业的期刊《杂志》期期亏损,需要拉赞助,而“揭红”不到三个月销售20万册,第二部刚出版,又卖的非常火红,发了笔小财。这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你也研究出版,他也研究出版,买书者是用自己的钱,为什么纷纷投给刘心武呢？     

古代文集编纂及文学观念的一次异变——王世贞创立“说部”的文学观念价值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创立“说部”,引起士大夫们的格外注意。目前学术界对“说部”的研究多侧重于目录学和文体学的价值,而对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新变缺乏足够重视。“说部”包含两大类内容：批评与学问。王世贞将此前处于辅助地位的杂考、诗话、札记等成果提高到与诗文创作成果等视的地位,突出“学问—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重要性,彰显其“文学创作”“学问—批评”双峰并峙以及学问、批评、创作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念,使中国的文学学科思想更具结构的完整性。这一观念是中国古代文集编纂观念和文学思想演变过程的一次异变,对此后中国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思想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体系初探

创建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有利于完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体系,拓展学科研究的范围,使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思想及理论获得其应有的学科地位.创建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体系可以从三个基本方面考量:一、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二、从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实际出发来建立民间文学批评史的概念和范畴体系;第三,确定基本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从研究民间文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批评史.     

“化动八风”:《文心雕龙·乐府》的音乐功能观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追溯了齐梁以前乐府诗的发展流变,虽然讲的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乐府,其中可见“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用以及刘勰的音乐美学思想.上古时期音乐具有娱神的功能,周代音乐具有极强的政治和教化作用,齐梁时期注重“乐”的娱乐和享乐的功能.刘勰推崇典雅中和的周代雅乐,批判齐梁时期的俗乐新声,批判了齐梁时期将“乐”作为娱乐和享乐的工具.他强调“乐”要具有社会担当功能,要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礼制服务.刘勰的音乐美学功能观为“乐”注入伦理学和社会学内涵,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