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子的阶级划分论——与杨荣国同志商榷

(一) 在《孟子》书中,明显地提到阶级划分的有两处:一处是《滕文公上篇》。滕文公使毕战问井田制,孟子在对话中说: 另一处也是《滕文公上篇》。孟子与“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之徒陈相辩论社会分工问题     

再论“逻辑眼界”——并答李匡武同志

李匡武同志在《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別》一文(載《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簡称“李文”)中,对拙作《論“邏輯眼界”,(載《新建設》,1960年1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值得欢迎的。李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两种邏輯自身的根本区別何在,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問題,也具有当前的邏輯兴趣,值得进一步去探討。但在仔細研讀之后,对李文的論点我却未敢苟同。除将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一題留待答郑毅男同志时一并論述外,茲先就李文提出的其他有关問題,再申述己见。     

关于“逻辑眼界”——与李匡武同志商榷

一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邏辑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中已經做了十分深刻的阐明。他认为,辩证法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的逻辑方法,它“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章沛同志根据恩格斯这些論断认为:眼界的区别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具有“钥匙意义”的区别。我是同意章沛同志这一见解的;李匡武同志对章沛同志的批评意     

孟子“善辩”论

《孟子》一书,多数篇幅是记孟子与他人的辩论。时人称孟子“好辩”,后人谓孟子“善辩”,这话确实道出孟子散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了。解放以来,一些同志对孟子的辩论艺术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但多是就辩论方法而论。本文拟从孟子为什么要“辩”,孟子怎么样“辩”,为什么说孟子“善辩”这三个方面作一些探讨,以就正于学者同人。     

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与李冬生、季象图、粱楠等同志商榷

讀了去年《江淮学刊》第三、四、六期上分别发表的李冬生同志的《略論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季象图同志的《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一些問題》、梁楠同志的《文艺的題材和性质》等文章后,很有启发。觉得认真弄清楚李、季、梁等三同志所討論的一些問題,是有一定意义的。这里,我們也談談自己的看法,借以就教于各位同志。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究竟应該按什么标准来判断呢?根据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識”、“經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文艺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就必須反映它所由建立的社会經济基础,同时又能够反过来給予經济基础以积极的影响。毛主席就曾說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     

“共同美”、“阶级美”是科学命题——与周仁强等同志商榷

“阶级美”是否存在?或者说“阶级美”的命题是否科学?建国三十年来,从未有人公开提出否定性的疑义。然而,自从开展了“共同美”问题的讨论后,一些对“共同美”的存在持否定观点的同志,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勇敢地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其中,有些同志使用反证法,用证明作为“共同美”前提和反题的“阶级美”的子虚乌有,来反证“共同美”的不存在。如周仁强同志的《“共同美”、“阶级美”     

孟子“劳力劳心”论新辩

<正> 在“劳力劳心”问题上,孟子针对当时“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的观点,同许行的学生陈相进行了一场辩论。“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以下凡引此书的文字,只注篇名)许行和陈相都主张国君与民同耕,自食其力,一边耕种田地,一边治理国家。这种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剥削的愿望,但它忽视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忽视了社会分工与阶级差别之间的联系。这在当时就已经行不通。孟子抓住这些弱点,极力反驳,并提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天下之通义也。”(同上) 劳力劳心论反映了社会分工发展和阶级对立关系的历史状况,也是孟子对其前人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价值分类的再探讨——兼论“真、善、美”

看了李连科同志的《关于价值的哲学分类》一文(载《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很受启发。对李文中的大多数具体论述,我是很赞成的。但是对于划分价值类型的方法和如何看待“真、善、美”的问题,似觉得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经济地位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与南哲文同志商榷

在《阶级是纯粹的经济范畴吗?》一文中,南哲文同志也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问题,他说:“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是人们的经济地位,但同时又要考虑到人们的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主要是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分的”。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我们看来,经济地位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就是说,划分阶级的标准只能依据人们的经济地位,而不能把政治思想也算作划分阶级的标准之一(尽管是次要的)。南哲文同志首先引证了恩格斯的一句话,作为自已的理论根据。这句话就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     

孟子“劳心、劳力”说的进步性

孟子“劳心、劳力”说的进步性张希平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膝文公上》）当成反动落后的思想或封建糟粕。例如：一、“孟子……他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政治观点显然是十分反动的。”（《历代文选》上册...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孟子》中的“民”是指沦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吗

《孟子》中的“民”究竟是指哪一类人,前几年“四人帮”搞批儒评法时,很多人认为是指沦于庶民的奴隶主贵族,近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也有坚持这种看法的,认为“孟子所谓的‘民’一般地说并不是指劳动人民,而是指已经失去统治地位而降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的人们。”“孟子所同情,并为之辩护的‘民’正是这种‘庶族’之‘民’。”其实,这种看法是很不妥当的。现就《孟子》中涉及到民的主要章节逐次论述。     

“集中”不是中国无产阶级特出的优点

“集中”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出的优点”(也有说“本身的一些重要特点”、“自己的特点”、“特殊的优点”等,文字不同,含意一样),这似乎已成定论。但每当我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优点(特点)的论述时,总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没有把“集中”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出的优点”呢?难道是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发现这个“优点”,或一时疏忽?我不以为然!且不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国革命》)为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之经典论著,就是在十四年前,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阶级分析》)一文中就有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现代产业工人)“集中”的提法。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之所以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     

孟子“养气说”浅析

<正> 孟子关于养气的言论,在儒家早期思想史上颇为新奇。因为“养气说”原本不为儒家思想体系所有,孟子自称是孔子的信徒,然《论语》中不见任何养气之说;孟子师承子思,与子思合称“思孟学派”,子思也未曾有一语涉及养气。“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①,看来属于孟子的一大发明了。学术界一般认为孟子的“养气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把他说的气看成“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养气是“把主观精神进行自我扩张,便可以从认识世界进而主宰世界”②。其实,上述观点并没有全面把握孟子“养气说”的本意,因此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一、“养气说”的内容及真谛孟子的“养气说”包括“气”与“养气”两部分内容。先看孟子所说的气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凡引《孟子》皆不注)有二段文字,较集中地讲到了“养气说”。一般是:“(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答)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为浩然之气?’曰:     

再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

我们写过《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文,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完整原则,不仅体现在司法上,也体现在立法上。文章发表以后,有的同志表示同意,有的同志表示反对。反对的同志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能是法律适用上的平等,不能把它“扩大”到立法上。理由是“法律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其本身没有什么阶级平等可言。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搞立法,决不能讲阶级平等,否则就会产生阶级调和论和修     

怎样认识阶级观点——和《“阶级观点”再认识》一文商榷

<正> 王学典同志《“阶级观点”再认识》一文(《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以下简称王文)认为:阶级对抗、阶级斗争主要是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本身,阶级剥削和压迫是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剥削者作为一个阶级和劳动阶级一样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创造者,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要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即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王文虽然不乏启发意义,但就其基本见解看,几乎都曲解或误解了经典作家关于阶级观点的基本思想.为了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很有必要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     

“策”“简”辨

“策”“简”辨张觉《孟子·尽心下》：“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赵歧注“二三策”为“二三简策”。杨伯峻《孟子译注》则注“策”为“竹简”,其《春秋左传注》第７８页亦注云：策和简“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单简亦可谓之策。”似从赵注而实为形似神非。策和...     

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与周天、无宜两同志商榷

最近我們讀了《跃进文学丛刊》第二期上周天同志的“典型——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統一”和《学术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无宜同志的“反对阿Q典型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两篇文章。两位同志肯定了典型中的阶級性,并結合修正主义者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以分析;这样就再次論証了一个道理:任何人物典型(即使有的比較复杂)必須遵循“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统一”的原則去考察,才能給予正确評价,抹煞人物阶級性是不可能的。“阿Q”是修正主义者在典型問題上进攻的据点之一。两位同志在論文里都肯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分析了他的性格,并且强調了作为农民阿Q所蘊蓄的“革命性”。这就駁斥了錢谷融、蔣孔阳等人企图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