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廷尉王恬开”小考

<正>据《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西汉初，梁王彭越被告发谋反，废为庶人。吕后向刘邦建议斩之以除后患，刘邦同意，“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1］（P2594)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高帝五年至九年义渠任廷尉，十年，宣义为廷尉，十二年口育（名育，姓氏不祥）任廷尉。[2]（P747-749)也就是说，自汉五年（前 202）刘邦即帝位直至他去世，担任廷尉者中无“王恬开”其人。又据《史记》之《高祖本纪》及《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功臣年表》，彭越之诛在汉十一年（前196），而 育正是该年起任廷尉的，他的前任是宣义。     

“张楚”非国号辨

《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高祖本纪》也有“号为张楚”一语。有的读物据此把陈涉起义所建立的政权称之为“张楚政权”,或“张楚国”;相应地把陈涉称为“张楚王”。似可值得商榷。应当看到,《史记》对陈涉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有时只称“楚”。如《陈涉世家》叙     

《山海经》的荒诞与科学解释

同《周易》一书一样，《山海经》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为奇特的一部。关于它的性质，作者与成书年代及其价值，虽历来众说纷坛，却论之者颇多；但对它的“荒诞”，至今学术界尚未作出理想的科学解释。为使《山海经》的研究走出迷茫，今笔者不揣浅陋，试力求给以合乎逻辑的解释。其说当否，恳请方家指正。《史记·大宛列传》载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不仅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经》所有怪物”，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更加上了“放哉（荒唐）”的判断词。王充《论衡·谈天》也说《山海经》“为…     

主父偃献策推恩后“王子毕侯”质疑

<正> 《汉书·王子侯表》载: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献策推恩后,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自是支庶毕侯矣。”《汉书·武帝纪》亦载:元朔二年诏下之后,“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可见,班固认为主父偃献策推恩后“王子毕侯”。后人莫不沿袭此说。如清人齐召南曰:“至主父偃之策行,则王子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矣”(《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后附考证,见《四部备要》第15册第391页)。张维华先生曰:“偃策得行之后,诸侯王子弟亲属,无不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新考

关于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籍贯问题,尽管《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以下称《高祖本纪》)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的记载,但至今诸家注说仍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笔者考究诸书,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如次。关于刘邦的籍贯,归纳起来有两说。一说:沛县人。见1980年版《辞海》。持此说者还有如下两种具体提法:(1)沛县丰邑人;(2)沛县丰乡人。其根据是将《史     

《宋书》考疑（二）

《宋书》考疑（二）丁福林《卷六·孝武帝纪》（大明）七年……九月……丙申，立第十七皇子子嗣为东平王。（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版点校本，第１３３页）按：《宋书·文九王·临庆冲王休倩传》云：“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为东平王，绍休倩后。”与此所云子嗣...     

墨子生卒年简考

对墨子生卒年,汉代有几家比较重要而影响较大的说法: (1)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只有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日井孔子时,或日在其后。”(2)刘向:“在七十子之后。(《史记索隐》引《别录》) (3)班固:“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 (4)张衡:“当子思时。”见《后汉书》本传引张衡《论图耩虚妄疏》云:“公     

“霸上”小考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史记》选本注称“霸上”为今陕西长安县与兰田县交界之白鹿原,似不大切实。 据《汉书·高祖纪》唐颜师古注:“灞上,即霸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霸城西十四里至霸头。”“汉城东十三里至霸头。”近年来西北历史研究所考古组对霸头地望进行了考     

《南齐书》考疑(三)

《卷一·高帝纪上》至晋陵,与贼前锋将程捍、孙昙等战,一日破贼十二垒。（第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１月版点校本,下同。）按：“程捍”,《宋书·孔觊传》作“程捍宗”,《南史·孔琳之传附孔觊传》则作“程宗”。《通鉴》卷一三一从《南史》,亦作“程宗”。...     

“狗马病”辨

《学术研究》八=年第四期张蓁《狗马病》一文,认为:《史记·汲郑列传》:“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一句中,“狗马病”三字间有脱文,其原本当如《汉书·汲黯传》作“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愚以为失之武断。理由如以: 一、张文认为《史记》脱简,无版本根据。二、《汉书·汲黯传》上引句下,王先谦补注已指出:“《史记》本作‘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鉴》从之。狗马病,犹言犬马之疾也。”而王氏未说《史记》脱简,仅将两说并存,并且为“狗马病”作     

周宣王杀鲁懿公辨

《中国史稿》第一册(1976年版)第292页说:周。宣王还伐鲁国,杀死鲁懿公,强立其弟孝公,从而同姓诸侯也就出现了不和的现象。”宣王杀鲁懿公之说,误。《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懿公九年     

“玺”之再识

“垄”是古代中国皇帝印章的专称，这为今人深信不疑。《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释曰：“垄：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的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亦云：“空：帝王的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文化之谜》第三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传国玉皇何处寻》一文开箱也说：“奎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印。”然而，这不冠前提的流行说法值得怀疑。因为，“至”在封建社会时期除了指皇帝的印章外，又可指：（1）太后印。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九年四月，“毒矫王御奎及太后变作乱”。（2）太子印．如《宋书·礼志》：“皇…     

《史记·高祖本纪》志疑一则

《史记.高祖本纪》载:"沛公……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①上文说刘邦与杨熊战于白马,《汉书.高帝纪》、《资治通鉴.秦纪》均从之,当今学者的有关论著也多有信从。但笔者怀疑,《史记》上文记载刘邦与杨熊"战白马"是错误的,试证之如下。     

孔子“三畏”释诂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杨伯峻《论语译注》将“畏”字译注为“害怕”,未能准确地揭示孔子言论的内涵。实际上,上古“畏”字除表“惧怕”之外,还可表“敬畏”、“敬服”。《广雅·释诂》:“畏,敬也”,《坛韵》:“畏,心服也”。《后汉书·梁统列传》“吏人畏爱之”,同书《孝明八王列传》作“吏人敬爱之”。《汉书·孔光传》引《诗经·周颂·我将》“畏天之威”,颜师古注为“敬天之威”。“畏”常常与“敬”连文,如《管子·明法解》“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史记·鲁周公世家》“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我们认为,上引《季     

汉代长安乡里考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汉之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里既是汉代基层居民单位,又是基层政权组织。 公元前2O6年,刘邦入关灭秦,西入咸阳,曾“与父老约法三章”,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乃使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史记·高祖本纪》)。所谓“父老”、“吏人”,系乡里民众领袖     

“豫章郡出石可燃”的出处

邢润川、杨文衡《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利用史略》一文说:“到了汉代,《汉书·地理志》则说:‘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见《学术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99页)但查遍《汉书·地理志》也找不到这句话。作者可能是误信了前人旧说而未加考辨.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余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清汪价《中州杂俎》卷二十物类十四沿袭朱弁之误说:“按《前汉书·地理志》:豫章郡生石可燃,为薪”。张萱《疑耀》卷二则全同《中州杂俎》。     

"哀怨起骚人"述论

一、衍变历史作为美学意义上的渊源，“哀怨起骚人”应追溯到屈原，他在《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作为心理范畴最早发韧于《诗经》：“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这些诗句说明从事审美创作的动机为泄愤懑、抒忧思，但尚不具备忧愤深广的社会内容。至汉代，司马迁对历代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史记·太史公自序》：“夫《诗》、《书》隐约者，遂其志之思也。……《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司马迁指出审美创作的内驱力是“愤”，其具体内涵是“意有…     

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

《蜀王本纪》相传为西汉末杨雄所作,但其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及新旧《唐书》始著录其书于地理类中,是记录蜀中掌故的地方志书,原与正史中的本纪不同,所以《隋书》、《新唐书》纪皆作记。纪虽可训记,但在习惯用法上究有不同。《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见《华阳国志·序志》)。《蜀纪》,他书征引皆     

中国文学史之遗珠──《焦氏易林》四言诗研究之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他这里说的是西汉初期的四言诗和仅有一题的七言诗（《柏梁诗》）及少量骚体诗，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光禄阁，编集“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汉书·艺文志总序》）。刘勰据此而言，实际上他遗漏了一位大家，即生活在昭、宣、元、成时代的焦延寿及其《焦氏易林》4096首四言诗。焦延寿是一位《易》学家，对《易》之卜筮之术深有研究，他运用当时的“卦变”之法，每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