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评价道德善恶的三个标准及其矛盾与统一

论评价道德善恶的三个标准及其矛盾与统一林剑（一）“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乎德行的活动，假若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德行的活动。”［１］道德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善、贬斥的是恶，善与恶是道德领域中一对基本矛盾，凡是合善性的行为...     

“人性”的逻辑推定与意义

１．“人之初,性本善”,如果将此理解为“人的天性有善的一面”,就是对的。但设若将此理解为“人的天性全部是善,没有恶”,那就错了．因为这无法解释”恶人”的产生。 ２．“人之初,性本恶”,倘若是指“人的天性有恶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正确的。但假如这是说“人的天性唯恶无善”,则片面,因为这不能说明“善人”的存在。 ３．“人之初,一团肉”（“性白板说”或“环境决定论”）,如果这是“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人有很大的可塑性”的意思,我就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头。但设若将其理解为“一个人是好…     

顺天应人：人心政治的“源”与“流”

寻求“至善生活”的实现方式，是西东方社会政治制度体系的共同追求。西方社会立基于人性是恶的、公权力是恶的“双重恶”理论假设，通过委托-代理式单向度不信任的政治制度设计，建构了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最终却陷入了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的新型丛林法则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出于规模社会的治理需要，建构了立基于集体主义的人民与政府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人心政治形态。在以民心皈依为根本指向、以人心评判为最高标准、以人民本位观为根本价值指导的东方社会人心政治形态中，“民心之所望，执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内蕴着需求之源、使命之源与责任之源三重动力体系；“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为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过具有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的组织将制度与人有机地统合起来，推动政治制度体系的“源”与“流”有序运转并综合发挥作用的自我调适机制，以达成服务人民、发展国家、促进和平的最终目的。     

善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永恒追求

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的一般意义上,善与恶相对立,是伦理评价体系的最一般的范畴。“所谓价值判断是指对事物善或恶的判断”“肯定的价值的承担者,就是善。如果涉及的是否定的价值,那我们就称之为恶”。在日常生活中,对行为、观念的善恶评价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而这种评价又直接关系到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所以,“明善”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道德哲学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正如元伦理学创始人摩尔所言:“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善的?和什么是恶的?并且我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叫做伦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无论如何必须包括它”。     

论荀子的“知能”之性

荀子的人性理论是个分层次、多义项的复杂系统。“性”和“伪”是该系统中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在荀子所界定的“人性”中 ,既有“情欲”之恶性 ,又有非善非恶的“知能”之性。这非善非恶的“知能”之性 ,既是荀子化“情欲”之恶性为“伪”的桥梁 ,也是其构筑理论大厦的基石     

生命与伦理如何生成为伦理生命

生命和伦理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生命是伦理的自然存在根据,伦理是生命对其自身价值的确证。就是说,生命并非盲无目的的存在,而是具有明确价值目的的存在。恶的本质决定了恶不可能成为生命目的,善的本质决定了生命应当以善为目的。因此,生命不是以恶为价值目的的存在,而是以善为价值目的的存在。以善为目的的生命就是伦理生命,它是祛除内在恶和外在恶,追求内在善和外在善的自由存在。相对于自然生命而言,伦理生命既确证了生命的存在意义,又提升了生命的价值品位。     

试论中国近代文艺审美中之“丑怪”意识

一考察与近代人们的审美文化活动互为因果的审美意识发展演变，我们无法避开他们对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即对“丑”的审美意义日益切近的关注、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在我国古代，正如“美”相通于道德上的“善”一样，“丑”，被理解为“恶”。《说文解字》释“丑”（）字：“可恶也。从鬼，酉声。”清代段玉裁更释云：“以可恶，故从鬼。”①《逸周书·度训解》②又释“恶”云：“凡民之好恶，生物是好，死物是恶。”可见丑之本义在古人意识中是异相、可怕、致生人于死境的鬼一般的东西。《说文解字》还这样释“恶”字的上…     

论鲁迅“恶”的文学观及其渊源

<正> 人们对鲁迅美学和文艺思想的研究,总是强调其“善”的一面,然而,鲁迅在第一篇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否定了“无邪之说”而推崇“恶魔”。“恶”,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首先看取的。造成对鲁迅“恶”的文学观研究的空白,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恶”的回避,而对“恶”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缺乏认识。“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启蒙价值的否定与过渡——中世纪基督教的“至善”价值述评

对于基督教价值与西方启蒙价值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偏重于双方的“截然对立说”。本文力图立足于历史的“实然”角度阐明，基督教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追求“至善”：实现此岸德性与彼岸幸福的配称一致，一方面是对晚期希腊罗马哲学的启蒙价值向度的否定性继承，另一方面又是过渡到近代启蒙价值的必经环节，以此澄清双方参差驳杂的学脉联系     

当代中国伦理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伦理学作为一门求索善的真谛及其实现的学问，在当今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的宏观背景下，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在伦理目标确立上，既要坚持主导道德的一元性，又要承认多元道德取向的现实合理性；在伦理规范建设中。不仅要设定人们行为之应然，而且要昭示这种应然之内在依据；在伦理功能向度上，既要注重贬抑人的行为之“恶”，且应褒扬人的行为之“善”；在伦理价值追求上，不仅应着眼个体的致善，而且要研究社会善的实现。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切实关注和有效解决，将有利于提升伦理学的学科价值，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恶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的商榷

恶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的商榷彭年近年来，一些学者在作历史评价时，总是强调“道德上的恶”的作用，而把“善”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似乎只有“恶”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有人甚至善恶颠倒，扬恶抑善。笔者以为不妥，谨提出商榷的意见。恶的作用不...     

论“善”及古代“美”之功利观成型——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系列之一

中国古代与“美”与“真”相关的“善” ,道家是以“道”的内在能量并具有“生万物”的能动作用为“善” ;儒家则以“仁”为“善” ,更具有实践作用与“仁”的行为特征。“善”在道家那里与“美”有间接的关系 ,而儒家在孟子那里 ,则将“善”作为“美”的起点和必备的条件 ,“美”的最高境界是“大而化”、“圣而神”。荀子从“人性恶”观念出发 ,又将赤裸的政教功利输入“善”与“美” ,提出“以道制欲” ,“化性起伪” ,使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学思想之功利观从此成型。     

人性假设与制度伦理的正义价值诉求

中国传统的集团文化形态是以人性本善的“礼”为核心 ,派生出了“以善抑恶”的善正义制度伦理 ,它内含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分别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和”性正义价值取向。而西方的经济文化形态则是以人性本恶的“法”为核心 ,演绎出了“以恶抑恶”、“以恶增善”的法正义制度伦理 ,它内含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从历史的进程看 ,一个社会中集团文化和经济文化只有平衡协调发展 ,使集团原则和经济原则处于均衡状态 ,把对个人利益动力的驱使放在尊重集团原则维持秩序的基础之上 ,才会使社会秩序文化真正繁荣起来。所以 ,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正义价值取向和基本理论 ,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汲取西方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 ,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至善”目标的分途与启蒙价值的萌生———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价值意向述评

晚期古希腊哲学承续其先祖的价值旨趣是追求“至善”：把实现幸福与道德的配称一致设定为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然而,它又依据历史条件的沿革分化出“至善”意义的不同路向。而就在其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中,萌生出西方近代启蒙的价值端倪,从而发现了启蒙运动的远古先声     

“善”能否定义——对摩尔“善是不可定义的”的一点思考

对“善”的追问,由来已久。那“善”能否定义呢？对此,摩尔的回答最为引人注意：善就是善的,不可分析、不可定义。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往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给予了批判,将价值与事实区分开来。“善”真的无法定义,真的是捉摸不定,只具有相对性吗？那“善”又如何发挥使人们向善选择的导向功能呢？本文认为,“善”是可以给出定义的,是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的,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实现善的选择,从知其善达到行其善。     

“恶动力说”质疑

伴随着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在我国冷落多年的“恶动力说”又被重新提起。初衷是为社会开出一付济世良方。然而，其结果必将与我们的愿望相反，导致道德领域的混乱。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因网？持肯定见解的同志大都是到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认为恩格斯曾就黑格尔的关于恶的观点发表过“肯定性”的意见。因此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自然也就成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了。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黑格尔的“恶动力说”问个究竟。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人性恶”角度阐述过他的道德理念，认为人先天就是恶的，如果没有恶为动力，就不会有人类及人类社会的…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儒家的“中庸”与“不”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和为贵”,但在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等问题上,从来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的,从未要人只说“是”、不言“不”。勇于说“不”是儒家的思想传统。“不”是“中庸”的应有之意。     

“理念”“善”“正义”——对柏拉图“理念哲学”的思考

发源于古希腊哲学的“理念哲学”对古希腊罗马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柏拉图构建了一个以理念为基石的哲学大厦,树立了一个意义世界的最高目标——“善”的理念,设计了一个追求正义的理想王国.理念论经历早期、中期、后期等三个发展阶段.从认识论、本体论、目的论的角度看,“善”是整个理念世界的内在本质,是其他一切事物存在的最后依据.理念论的“正义”追求包括“整个城邦的正义”“个人的正义”、人格化的“正义”.理念论预设了一尊西方的“上帝”,悬设了一个西方的理想,释放了一种西方的严谨、自省的治学态度.     

论康德的“善恶”观

康德的善、恶范畴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它来自道德律令,对道德律令的服从就是善,对道德律令的违反就是恶,所以,康德的伦理学离开了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康德的善恶观贯穿于其社会历史观始终,认为恶推动历史发展,善对恶的斗争是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前提;康德善恶观的意义在于把历史进程的关键由个体移到族类,由主观的意识推到客观的天意。     

恶的困境出路比较: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和小苏格拉底学派

苏格拉底提出了"恶的困境"问题:人在生存中选择善,而善不在人的生存中。换句话说,人在恶的生存状态下无法解决恶的问题。对此困境,苏格拉底本人提出"活着就是练习与肉体分离"的解决方法,柏拉图企图通过在知识论上找到真正的善来解决这个困境,而小苏格拉底学派则坚持通过寻找身体的善性来走出这个困境。本文通过分析对比三种不同解决之路,试图梳理希腊哲学对恶的问题上的思想演进:即从对"真正的善"转变为"自己的善"的把握,从认识论追求善知识到生存论追求个人生存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