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试论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的冲突

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虽然有相协调的方面,但是,至少在“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建立基础、贤人政治与法治政治的治国方式、圣人规则与常人规则的社会规则、内心操作与行为操作的操作过程、等级制度与平等制度的主体地位、家族归贡与个人归责的归责原则、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规范内容、家族基点与个体基点的规范目的共八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而各冲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归根结蒂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人格依附与人格独立的冲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必须彻底清除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相冲突的方面。从而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的文化保障。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人、人性与治国方略——儒法治国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奉行依法治国,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都与人性理论一脉相承。孟子的性善说为仁政提供了可能性,韩非的人性自私自利说论证了法治的必要性。其实,儒法乃至先秦政治哲学在人性之中寻找统治之方的做法透视了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各执一端所导致的在各自领域道德和法律的僭越带有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具有借鉴、启迪和警示作用。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 "乡愿"

本文立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视角对儒家伦理"圣法心传"和"诛心之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儒家虽然强烈反对"乡愿",但其"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实用主义基本立场使它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和体制性的乡愿,康德则把伪善认定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但认为在历史中恶能为善开辟道路,并通过将道德的根基建立于不可知因而也不可限定的自由意志之上而提供了对治儒家乡愿的一副解毒剂.     

论《老子》的伦理观

老子其人其书尚无定论。这里不妨认为《老子》的某些基本思想来自春秋时期的老聃,而《老子》的成书则是战国时期的事。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走向崩溃、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面对当时的社会动乱,诸子百家皆提出了自己的济世之方。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主张礼治、德治和贤治;墨家反对礼治,但也主张德治和贤治;法家则反对儒墨而主张法治。同诸家相对立,《老子》则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在于人们的智巧太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欲望太甚(“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而智、欲的根源则在于物…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明法去私"、"刑无等级"、"一断於法",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精华,尽管法家的"法治"学说因推崇法家严刑峻法的秦王朝暴政而受到后世诟病,但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秦汉之后,作为儒家"德治"学说的补充,在德主刑辅系统理论中,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法治与古代"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何以史为鉴,构建现代法治中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论《管子》并非纯法家

学界大都将<管子>归入法家,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管子>便不难发现,将<管子>简单归入法家是有问题的,因为<管子>在对待德法、义利、农商及民众等诸多问题的态度上都与法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法治的内容、特征具有鲜明的个性.     

先秦儒道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先秦儒家与道家都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和谐思想。儒家所持的是仁礼和谐型的社会和谐思想,而道家所持的是自然和谐型的社会和谐思想。在二者都追求和谐社会,都把统治者视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力量这一共同点之外,在关于和谐社会的性质、内容与走向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等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不同点。相比较,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体现出更多的积极意义。尽管二者在关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特征上与现代社会的和谐不同,但儒家和道家社会和谐思想中重视民心民意、重视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重视思想道德与制度关系的和谐等许多观点,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