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赫德与新疆

本文探讨了乾隆朝大臣舒赫德在平准战争、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和经略回部、安置土尔扈特部及经理伊犁等军政经济建设中的活动。指出有些活动得到乾隆帝的肯定，也有一些与乾隆帝旨意相违。并认为舒赫德在统一和建设新疆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使职设置与唐代地方行政级制的演变

唐地方行政级制伴随着一系列使职的设置与发挥作用而发展演变.初唐在正常官制之外临时差遣巡察、安抚等特使,对两级行政制带来的问题进行补救;玄宗时按道广置采访等使,使职已具有较广泛具体的行政实权;中晚唐节度、观察等使常设化、固定化,道(方镇)成为实际一级行政机构,地方行政二级制演变为三级制.     

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军队多兵种与群体作战的效果,产生了阵法以及阵图。至北宋时期,统治者长期对阵法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加以建设,更通过授阵图指挥作战。尽管宋朝君臣为此耗尽了心机,但因为当政者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消极防御和控制将帅,因此这些产物恰恰违背了军事的基本原则与常识,束缚了军事将领的手脚,造成巨大的危害。     

宋朝的宫廷制度

宋朝统治者吸取汉、唐的历史教训,注重“治内”,严防后妃干预朝廷政事,建立起一套比较严密的宫廷制度。其中包括皇后和妃嫔、宫人的编制和人选,宫廷管理机构,嫔妃和宫人的官阶、俸禄、恩例,约束机制等。 一、皇后和妃嫔的编制 皇后和妃嫔是皇帝的妻妾。宋朝承袭唐朝旧制,设置一名皇后和四名妃子。四名妃子的名称从上而下为贵妃和淑妃、德妃、贤妃。北宋初年,还承袭唐制,设置九嫔。九嫔从上而下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嫒、充仪、充容、充媛。真宗朝,陆续增设太仪等七     

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

狄青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代名将，在抵御西夏和平定南疆侬智高叛乱的战争中功勋卓著，是当时颇有作为的军事将领。但由于北宋统治集团长期奉行“重文轻武”、“以文驭武” 的政策，特别是到宋仁宗朝这一做法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狄青屡遭压制和打击，最终被迫害致死。透过狄青的种种遭遇，可以窥见北宋中叶武将的社会地位急速跌落的境况。     

大节不夺 令行禁止——读《旧唐书·李晟传》

唐德宗建中四年,发生了朱泚的叛乱。开初奉调参加平定叛乱的军队,有李怀光领导的朔方军和李晟领导的神策军。李晟的军队还受李怀光的指挥。后来,李晟的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勤王”偏师变成保卫唐王朝,消灭朱泚叛军的主力,而李怀光的军队却由大到小,由强变弱,他本人也因背叛唐王朝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这一历史现象很有启发。唐朝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了,但藩镇的势力仍继续发展。到了德宗时候,皇帝昏庸无能,往往姑息养奸,藩镇更闹得厉害。河北的朱滔、王武俊、田悦联成一气,对抗唐朝中央政权。李希烈控扼郑、汴,李纳盘踞河南,梁崇义霸占荆襄,几乎把唐朝政府包围在关中一隅之地。其他地区的一些节度使,虽然未公开打出叛乱的旗号,但以防备藩镇侵并为名,闭境自守,实际上不听唐朝廷的指挥。至此,唐王朝的权力已很有限了。建中四年又发生了朱泚的叛乱,更直接危及中央政权的存亡。     

唐代的淄青镇

唐代的淄青镇王赛时唐前期，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十分严密，从上至下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了牢固的机体，州、县长官直属朝廷委派，并实行三年一迁的考课制度。唐玄宗时，开始设置节度使，赋予军政大权，然而最初的节度使仅设于边防要地，控有数州，当时称之为“镇”，也就是人们...     

廖仲恺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中的革命立场和态度初探

1924年发生的广州商团武装叛乱,是国民党“一大”后,英帝国主义为颠覆广州革命政权而策划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 对平定广州商团武装叛乱的重要历史意义,以及孙中山领导平定商团武装叛乱的历史功绩,在现代史的论著中,都作了充分的肯定,这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然而,过去有关平定广州商团武装叛乱的论著中,对廖仲恺在处理商团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重视不够的,我觉得不太公平。因为,自从广州商团公开反对广东革命政府的面目暴     

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因控扼长江上游形势成为前沿攻防区之一。南宋朝廷为了加强控制,始终注意与四川信息沟通之经营,采取了种种措施,特别是从制度上保证与该地区文书传递的效率。在此期间亦形成了行都临安府与四川地区之间较为固定的文书传递路线。然而,四川与临安府之间距离太远,文书传递之诸项制度,在此空间作用下,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是弊端屡生,艰于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唯有授予四川地区军政方面一定的便宜行事之权。但从实际运行过程来看,四川地区军政的独立性不仅甚为有限,而且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也未能因此减少。与四川地区文书传递数量之大和经常的迟滞状态,使南宋朝廷一直处在对四川军政操控之无奈和紧张之中。     

北宋前期奏狱复审制度

北宋前期形成了严密的奏狱复审制度,凡是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判决的疑难案件均要上奏朝廷复审,奏狱一般要经过中央司法机构的复审、皇帝敕决、宰相审阅和百官集议等过程.这种严密而复杂的司法复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司法体制的成熟.     

董史《皇宋书录》考略

董史生活在南宋末年理宗、度宗时期,江西人.受宋代收藏风气影响,董史的收藏也很丰富,但在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毁于大火,后世几乎没有流传.董史的交游,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至少有三人:赵锐、牟益和曹士冕.董史的<皇宋书录>是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书录>的成书背景缘于董史个人对书法的喜好及其丰富的收藏,再加上学术上的考究.<书录>体例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著述上的史、论、著结合的学术思想.     

遣词隶事 光焰万丈——以任、史二注析山谷诗用典之特点及手法

宋人天社任渊、青神史容、史季温注山谷诗,在山谷诗注中为时间最早,也最权威、最可靠。山谷诗之用典最是山谷诗艺之特征处,也最能代表宋诗特色。其用典可概括为用事、用意、用语与兼用四种情况。其手法有引用、借用、摘用、改用、缩用、挪用、广用、反用八种类型。其用典特点,一是精密,二是着实。对于山谷诗之用典,自宋以来,有褒有贬。     

《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     

试论宋代《渔家傲》词的创作与嬗变

《渔家傲》是两宋词坛上出现较早而且颇有特色的一个小令词调,出现了不少以创作此调而著称的词人,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该词调具有高扬清丽的音乐风格和声情特征,终宋之世传唱不衰。北宋前期,《渔家傲》的歌词创作即呈现出繁荣景象,以范仲淹、晏殊、欧阳修三人的成就最高。中期以后,则进一步朝着多元并存的格局发展演变,以苏轼、黄庭坚、周邦彦三人的贡献最大,他们各自构成一派,并在其身后衍为一脉支流。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宋史·礼志》所载赏赐考论

赏赐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宋朝诸帝赏赐的原因、物品、对象、标准及特点等,就《宋史·礼志》所载来看,与前代并无多大不同。但在具体进行赏赐时,宋朝诸帝则有着重文轻武、轻民、讨好强大、轻视弱小等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交往的严重弊端。因此,宋朝最终灭亡,当与统治者未能合理地运用赏赐这一统治手段有着一定的关系。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沧浪诗话》“王荆公体”考论

王安石晚年创作在宋代即深受推崇,但两宋所论各有侧重。北宋人强调其风格的深婉不迫,南宋人则特意强调绝句这种体裁的典范意义。严羽《沧浪诗话》以“王荆公体”来代指王安石晚年绝句,乃是立足于南宋习论。“王荆公体”的诗学渊源主要是老杜和晚唐诸家,由此导致严羽认为“王荆公体”不如唐人,这也体现出严羽诗论“宗唐贬宋”的特点。     

宋代杜诗编年考论

杜诗的编年是宋代杜诗学的重要内容。杜诗编年及编年本的出现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它是在当时社会风尚、文学观与杜诗接受观等多重影响下出现的。经过两宋诸家的努力,杜诗编年趋于完善。宋代现存杜诗编年本的编次同中有异。从对诗歌的模糊系年到对每首诗歌的准确系年,是宋代杜诗编年发展的重要一步,是不同结集者的杜诗观与社会大背景中文人杜诗接受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上海在宋末由村设镇,元初由镇升县,迅速崛起。上海设镇时间在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到宝祐四年(1256年)之间,最有可能是1255年。上海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取代了江阴的地位,因而得以兴起,而非前人认为上海取代华亭县内青龙镇的地位。宋末上海市舶分司兼管上海镇,上海市舶分司长官有蔡起莘、陈壁,其中蔡起莘也是上海的武官,由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兼任上海监镇,江阴市舶务在1255年裁并。宋末上海长官兼管海防,辖有招安海盗张瑄的船队,职务重要。元初上海的因漕立县,主要体现在豪族聚居与漕粮激增这两方面。漕运豪族是上海县的支配者,与上海县互相依存。宋末和元初上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航运业,宋元之际的上海发展是连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