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

束星北(1907-1983)教授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上世纪30-50年代期间,他对相对论和统一场论作出过创造性的重要贡献。在1927-1928年的一段时间中,他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之事,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本文依据文献资料,特别基于对束星北于1943年给爱因斯坦的信所作的详细分析,全面地论证了研究助手之事的确实性。     

试论近空间的法律地位 ——兼谈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定界问题

近空间是指距离地面高度为20公里到100公里的空间,并非传统的航空器和航天器飞行的领域。近年来随着近空间飞行器的出现和对近空间的军事化利用,近空间的法律地位问 题成为首先应当明确的问题。近空间的法律地位取决于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定界这一古老的、悬而未决的命题。文章探讨了当前国际文件以及各国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归纳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近空间法律地位的认定的建议。     

违法相对论的肯定与限制——兼及法益重合论之提倡

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民、刑行交叉案件对违法性判断的标准和程度都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亟需理论回应.违法一元论无法从逻辑上正确推导出法秩序统一的结论,而违法相对论可与法秩序统一原理更好地兼容.且作为违法一元论理论根基的二次规范理论,逻辑上并不妥当自洽,也无实践操作之可能.不同部门法的目的各异为违法相对论的合理性证成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可以为公民提供更加明确的行为指引.比较而言,违法相对论更为合理、可行.在以违法相对论为基础判断刑事违法性之时,应根据不同部门法所评价法益是否重合而区分对待.     

有关战国秦半两钱的流通区域问题--兼论秦经济统治力的扩张与形成

战国秦半两钱的流通是秦经济统治力形成和延伸的标志.战国秦半两钱在战国后期秦国本土及其疆域以外的地区形成了一个秦钱流通区域,这一流通区域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即关中流通区、关东流通区以及西南和西北流通区.其中关东与西南和西北两大秦钱流通区域的开辟,使秦人在扩张政治版图的同时也获得了超越关东诸国之上的雄厚经济实力,打破了战国以来分裂割据局面赖以存在的经济区域条件,构成了秦统一的经济地理基础.秦统一事业的完成与秦经济统治力不断扩张和延伸有密切关系.     

论译文读者地位的多视角凸显

翻译学研究的推进得益于众多毗邻学科的蓬勃发展。这些学科对作为接受客体的读者的关注对翻译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其以哲学解释学、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学、美学等学科对翻译学研究影响最大。文章通过对上述学科理论成果的借鉴,指出译文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矛盾统一。同时,通过深层翻译理论的构建,使译文读者的诸多影响因素科学化、合理化,以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与提高。     

论共同体在现代国家统一中的建构意义——兼论海外智库与学者的国家统一观

国家认同是一个历史持续变迁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历史文化认知系统的形成、制度构建、正当性的阐释是国家统一的历史基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法律共同体的实施,是国家成长的三个重要维度。"中华民族"是两岸的共同母体,两岸要逐步在一个有共同利益和责任的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下谋求共同的政治行为。而且,中国的百年奋斗将帝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决定了现代中国必定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政治结构安排、民族和文化宗教认同等一系列法权安排。     

论翻译中读者的地位——兼谈翻译标准

一“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由于多数民族、国家所采用的语言系统不同，使得翻译往往成为人们交际、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中介手段。正如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家伊夫·谢夫莱尔（YvesChevrel）在《比较文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为了让具有不同理解模式、不同世界观的人得以沟通，翻译便是不可或缺的活动。”钱钟书先生对翻译的这种媒介功能也曾有过很形象生动的比喻：“它（翻译）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缔结了国与国之间惟一的较少反目…     

试论11—13世纪英国城市自治权的封建性——兼论英国城市的法律地位

英国城市一般比较容易获得自治权,城市特权是以向封建领主承担义务为交换而享有的封建权利。因此,11-13世纪的英国城市尚不具有反封建性,其作为权利主体,在法律地位上只是封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新世纪汉语语义研究的学术地位

上个世纪的汉语研究成就巨大 ,问题也十分明显。一是过分侧重语法 ,研究重心偏移。二是用“印欧语的眼光”研究汉语 ,研究方法错位。新世纪汉语研究的立脚点应该回归 ,语义研究的学术地位必须加强 ,对汉语古义系统的研究尤应引起重视。应继承“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优良传统 ,借鉴西方的理论经验 ,在对汉语自身情况的细致分析中发现其特点和规律     

论敦煌法会愿文的媚俗特征——兼与南朝法会愿文比较

大部分敦煌法会愿文颂扬施主、斋主或做其它功德的人、设会目的人等,文采斐然,具有显著的媚俗特征;原因在于其僧人作者对(最关键)发愿目的人存在物质利益上的接受--施舍关系、宗教活动上的需求关系.     

“卦气”与“历数”，象数与义理

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之"政”始于尧时创制的新历法于生产中的直接运用,故所谓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并非由<易>的象数派生;汉易卦气中讲的气、候依赖于历法的节气划分,对历法的进步并无价值可言;<易>的义理并非由象数派生而来,而是古人对天道和人道认识的成果,卦爻系统只是储存这种认识成果的符号;古代学术史上汉易衰亡的事实已经对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地位与价值问题做出了回答.     

杨时的"理一分殊"学说发微

杨时是两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理一分殊”是杨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范畴,相对于张载、程颢、程颐对“理一分殊”侧重于文化和道德修养层次的理解,“理一分殊”在杨时的学术体系中已被落实到具体的人伦规范。杨时的“理一分殊”所体现的是儒学的仁道精神及现实社会人伦规范的完美统一。     

古蜀汶山考

"汶山"对于古蜀文化研究,不但是一个重要地名,也是一个重要的疆域。该地域无不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代古蜀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汶山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铜资源的重要开采和冶炼地之一,也是黄金、玉石等原料产地,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相关历史材料中都提及到了汶山,如《蜀王本纪》中描写到的"望帝(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其汶山指的是哪里?所提及的"郫化"又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的探寻都将为古蜀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经作者对龙门山的岷江流域、湔江、石亭江和北川湔江流域多年实地调查和相关史料查阅,从2006年至今,虽然中间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山河改变、人文失常,灾后重建彻底改变了当地传统文化的格局,但作者对"望帝治汶山下邑"的汶山,有了一定的区域概念,即:东临成都平原,西以岷江河谷和北临北川湔(戬jiǎn)江河谷,北起北川县曲山镇(涪江上游),南至都江堰宝瓶口和关口。     

王士性与徐霞客“游道”之比较研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朝代,在实学思想影响下,王士性和徐霞客凭“游”成就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发现他们都把“游”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在游的条件、游的价值取向及游的本质等方面有差异性。两人的“游道”对今人的启示是:发掘”游”的修身养性之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除现代旅游业的消费主义之殇,重视旅游的伦理本质。     

论均输法

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的均输法是对汴京粮食物资供应体制的改革,其核心是扩大购买、利用市场.以往流行的均输法未曾实行之说,是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错误结论.     

评刘知几论《北齐书》

《北齐书》问世不久,刘知儿就从体例、论赞、史法、李百药对魏收及其《魏书》的述评等方面予以评论,论中不乏微词。认真分析刘知儿的言论,可以发现：刘知几所论虽有中肯之处,但因主观意识较强,“词复有激,诋诃太甚”,故有失公允、客观。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论"武王伐纣"战役中的巴、蜀之师

约公元前1066年的西方周族,在经过先前周文王的苦心经营后,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拥有数十万大军的强国,为灭殷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继位,在孟津观兵之后二年,这时期的周族已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能与殷帝国抗衡的优势后,从而发动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即“武王伐纣”之战)。当时跟随周方参战中的巴、蜀二国不仅参战人数众,而且还是周方作战的先头部队,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巴蜀之师以威武,勇猛之气势压到了对方。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