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效能感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基于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

公众的社会治理效能感与其政治认同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众对社会参与的满意度越高,公众的政治认同越强;公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公众对政党、体制、政策、文化、身份的认同度越高;公众的幸福感越强,公众对政党、体制、政策的认同越强;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其政治认同越强。因此,增强公众的政治认同,应以公众社会参与为出发点,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格局;以社会公平为突破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格局;以公众幸福感为着眼点,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格局;以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为重点,形成全面覆盖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格局。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随着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农村社会治理有了更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但农村社会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理念滞后弱化治理效能、组织惰性导致活力不足、机制缺陷减弱治理动能。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应坚持党建引领,增强农村社会治理保障力;强化共治理念,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融合化;聚焦现实问题,找准农村社会治理着力点;推动机制变革,激发农村社会治理新动能。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正>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但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整体缺乏活力,并没有出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社会组织参与当前,社会治理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基层民     

推进社区志愿服务发展

<正>志愿服务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服务活动,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志愿服务是指不计任何物质报酬,基于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精力、资源、技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服务事业,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行为。     

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正>四中全会虽然提出了法治社会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讨论还不够。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人和干部,把法治社会理解成教育公民守法,把法治社会仅仅当作一个守法的社会。当然守法社会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现代社会是民主、自治、法治的社会,它不仅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

当前,相当一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行政延伸特性,但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势;社区社会组织逐步嵌入社区治理网络之中;社区社会组织开始在社区管理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预期较好;党建对于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议事具有显著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参与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发展数量与发展质量的关系、政府视角与居民视角的关系、互益性服务与公益性服务的关系、参与服务与参与管理的关系。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在政府层面,应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完善购买服务制度;在社区层面,应加强党建引领,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层面,应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参与和服务能力;在居民层面,应推动居民参与,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     

管理越位现象:医患群体性事件社会网络的稳定性与效率

医患冲突问题成为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医患群体性事件当事者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出越级上访、参与者个体的异质性、存在转移支付和动态递减的连接成本等复杂特征。在经典的社会网络JW模型上考虑上述社会网络特征,构建了修正的RJW(Revised Jackson-Wolinsky Model)社会网络模型。运用穷举搜索法,研究了医患冲突社会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和效率。结合南平医闹事件的案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直接连接成本和连接收益较低时,星形社会网络稳定且高效;随着连接收益的上升,同时满足稳定性和有效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出多种间接连接形态。该社会网络连接模型揭示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越位”、“越权”现象的产生条件:其关键因素是连接收益和连接成本的权衡。     

地方政府增强社会热点舆论引导能力的举措

<正>一个时期的社会矛盾,常常以社会热点的形式反映出来。做好社会热点的舆论引导工作,增强社会热点的舆论引导能力,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促进改革深化开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一、当下社会热点的基本特点     

组织支持、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的频繁跳槽给企业正常用工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也对农民工自身职业发展和城市融合进程产生阻碍。已有研究分别从企业内组织支持和企业外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除提供工作信息之外,还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作用,从而对组织支持感和离职意愿产生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影响。        基于组织支持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支持感和社会资本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考察二者对农民工雇佣关系质量的交互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457份样本数据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检验组织支持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组织支持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无论是原始社会资本还是新型社会资本,对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负向关系产生强化作用。社会资本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理解组织意图、掌握职场规则、增强相互信任、恪守职业伦理,从而强化组织支持改善雇佣关系质量的积极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受企业内组织支持和企业外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两者交互影响表明,社会资本除提供工作信息等前程作用外,包括影响、强化、规范、信任等功能在内的后程作用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更高的组织支持感,进而降低其离职意愿。关注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这一变化,无论对于企业提供有效组织支持,还是在宏观政策制定中更好地引导社会资本构建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风险社会与社会管理:在建设和谐社会语境中提升社会矛盾化解理念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和急剧的社会转型使得中国社会结构迅速分化,超常规的发展导致社会失调与失衡,风险社会的来临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有序与安全,而社会整合、     

转型期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研究

<正>社会整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承担的重要执政课题和政治使命,作为我国社会整合的主导力量和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切实担负起实施社会整合的任务。深化对社会整合能力的研究,对于我们党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社会协商、进行社会动员、缓解社会矛盾、提高执政能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社会整合能力的强弱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社会组织竞争的理论逻辑、现实情境与规范化之路

在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有限的社会资源与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的矛盾凸显,社会组织陷入了愈演愈烈的竞争状态。从理论逻辑来看,社会组织竞争难以避免,且有序竞争是社会组织成长发育的动力机制;从现实情境来看,社会组织竞争呈现出常态化、全面化、失范化特征。要规范社会组织竞争,应以公益性、专业化、法制化、市场化为目标取向,从资金竞争、人才竞争、服务质量竞争的维度加以规范,构建社会组织有序竞争机制。具体而言,要以服务为导向,兼顾成本,构建资金竞争机制;以薪酬、机构文化和发展空间为导向,设计人力资源竞争机制;以服务效果和示范作用为导向,构建服务质量竞争机制,不断推进社会组织竞争的规范化。     

领导干部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方向与方法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党的文件首次运用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     

女性领导特质及领导力转型

<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社会地位正逐步提高,妇女参政议政的能力和范围正在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女性领导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环境和组织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急剧转型,面对     

法治视角下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四个维度

良好的治理秩序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和谐社会的主要指标之一。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成为一种必然,而机制创新则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应包括四个维度——权利、利益、互动、价值。理由有五点,第一,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必须保证公民权利;第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离不开利益分析法;第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第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需要群众价值认同;第五,四个维度辩证统一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但目前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面临一些矛盾和挑战,如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的矛盾、政府推动与群众认同的矛盾等。对此,必须严守法治底线,从四个维度依法进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即权利的维度:以公民权利为前提,推动社会组织及公民依法参与治理;利益的维度: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引导社会组织及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和维护;互动的维度:以互动协商为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秩序;价值的维度:以培育法治文化为目标,增强群众对依法治理的认同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的变迁历程及主要经验

百年来,统战和安全两种价值导向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的变迁图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与社会组织结成了共存共强关系,社会组织政策的基调是全面统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组织发展问题等同于安全问题,社会组织政策的基调是安全至上;自改革开放至新时代,统战因素渗入社会组织政策目标之中,社会组织政策的基调是安全为主、统战为辅;新时代,党对社会组织的"放"和"管"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均衡,社会组织政策的基调是强安全、强统战。党的社会组织政策百年变迁历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社会组织政策变迁的政党主导性、保持社会组织政策与政治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坚定对社会组织政策框架的自信、实现统战与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等。     

风险管理框架下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风险管理理论框架下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切入点有风险识别与风险链、风险估测与预警、风险评价与分析、风险控制与应急管理、风险管理效果评价与国家治理等。当前,风险管理视域下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面临着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保障不健全、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性有待完善、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困境。完善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加强风险识别,防止形成社会稳定风险;提高风险估测,预防风险的社会放大;完善风险评价,构建风险评价体系;严格风险控制,提升应急管理水平;深化风险管理效果评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视野

<正>社会活力的压抑与释放要激发社会活力,对症下药,我们显然应该解除一些存在"过度压抑"的社会机制,无论它来自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还是舆论结构。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在"社会"这一庞大的抽象空间内,政治结构相对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可以支配和控制后者,     

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研究

与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还相对较低,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总体规划缺乏,整体推进进程较慢;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资源整合不力,"信息孤岛"问题突出;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专业人才不足,技术支撑相对薄弱;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机制建设滞后,治理效果有待提升。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应创新社会治理思维,做好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规划;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夯实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基础;创新社会治理技术,强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支撑;优化社会治理机制,加强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保障。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