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

建安时期邺城学术思想主流是曹操名法与郑玄经学的结合 ,它上承两汉以来儒法合流的总趋势 ,下启魏晋南北朝礼法思潮 ,是东汉名教之治向魏晋南北朝礼法之治历史性转折的枢纽。河北士族特殊的地域优势、文化性格和经学特点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魏晋之际礼法思潮的发展中 ,河北士族反对正始玄学。元康时虽一度受到玄风影响 ,但其思想主流未变。永嘉之乱时 ,河北士族多留在北方 ,国破家亡的血泪洗礼 ,使他们反思元康玄风流弊 ,重返传统儒学。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北风初开:两晋北方经学论

两晋时期,南北对峙,即便在血雨腥风之中,北方经学也始终没有摇摇坠落,成就虽无法与南方经学媲美,却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北方统治者在干戈扰攘之时,重建国学教育及经学取士制度,为经学发展提供了温润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挺进中原之后,不仅没有固守落后的游牧文化,反而不断汲取中原儒学文化,在文化趋尚上引领了经学发展的社会风气。而北方经学家或入仕国学,讲授经学;或开馆授徒,传播经学,都直接推进了北方经学的发展。是时,北方经学主要接受汉末学风的霑溉,兼综经今古文,以训诂章句为主;南方经学则基本恪守魏晋之交的学风,主治古文经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所谓南北学之分畛,实际上肇始于两晋南北学风之差异。     

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汉代古文经的应然使命:学术诉求与政治期望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今文经学独掌汉代经学的话语权,具有古文经学无法企及的政治待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一直处于私学授受范畴的古文经学以其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独立不移的学术精神,踵继了先秦儒家的治世理想和道德情操,在今文经学逐渐繁琐以至堕落的西汉末期显得弥足珍贵。一批古文学家不再甘于古文经学的政治寂寞、学术寂寞,勇敢地提出自身的学术诉求与政治诉求,从而掀起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从汉代经学的兴衰看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大盛,一时儒生云集,活跃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和政治舞台上。文章试对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理想伴随着汉代经学的发展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加以考察,从而揭示出汉代经学的发展和走向深刻影响着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这一规律。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魏晋南北朝儒学、家学与家族观念

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时，论者常把这一时期学术文化呈现的新貌归因于汉代经学即儒学的衰落，这似乎成了一种共识。诚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确乎不像汉代那样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居于崇高地位，在文士的心目中，儒学也不像汉代那样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但儒学对文士的长期影响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不可能随着汉帝国的衰亡骤然归于沉寂。如果我们考虑到魏晋南北朝的文士大多出自世家大族，或与世家大族有着某种联系，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儒学仍以一种家学形式，作为世家大族的精神支柱，深刻而微妙地影响着一代文士，或隐或显地表现…     

魏晋律学昌盛之原因探析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颠峰时期,此期所取得的律学成就表明中国古代律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频繁的立法活动以及前此两汉经学的发展均为其昌盛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和律博士的设置亦为魏晋律学昌盛之重要原因.     

清代《尚书》学发展的逻辑结构及其学术取向

清代《尚书》学的发展呈现出两条并行的学术线索：一是以宋人蔡沈《书集传》为中心的官方经学学术传统,二是以乾嘉以来汉学家为中心的私家《尚书》学研究传统。官方经学与私家著述并行而进,构成了清代《尚书》学的学术体系。由此亦揭示出汉学、宋学之争在《尚书》学层面的逻辑结构：以《书集传》为代表的官方经学和以复兴汉儒马融、郑玄为代表的私家学术传统之间的学术较量。两种逻辑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反映了《尚书》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自觉。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古史辨与中国现代历史学

<正>近世中国学术几乎都有一个转型问题,连语言都转型了,从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何况学术!学术转型不全是因为西学的刺激,还有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才是真正的推动力量。以往,传统学术也有转型,比如经学,汉代的今文经学发展至烂熟,转型为古文经学;再比如历史编纂学,孔子确立的编年体转型为司马迁发明的纪传体。诸如此类,还有不少。然而,传统学术转型并没有给现代学术转型     

汉代五经地位的提升与学官变化

秦代灭学之后,儒家经典一直以私学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汉初虽然设立了博士官,儒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制度之后,经学逐渐成为治世工具被汉代君主们一代代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学的演进,催生了经学内部众多的派系,经省们积极要求政治权利和学术利益,最终导致五经博士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学大师蒙文通论儒家经学与诸子学

国学大师蒙文通探讨了由儒学到经学的发展过程,指出先秦时期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到了汉代,儒家经学融会百家之长而综其旨要于儒家,取代诸子百家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