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五大共同价值观”文化历史基础寻绎

:“五大共同价值观”是9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在精神理念上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本文从新加坡“五大共同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基因入手,通过对古代、近代华人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和影响以及自治后的新加坡受到的西方文化思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阐述,剖析新加坡“五大共同价值观”与中国儒家思想存在着的密切联系,进而得出“五大共同价值观”是我国儒家思想文化在新加坡传承的结论。     

武训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正> 武训精神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旧时代官吏曾从孔孟之道去发掘寻求,虽然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和宣传的需要,但并非水中捞月无中生有,在武训精神上确实打着深深的儒家思想的迹痕。即使陶行知总结的武训精神,也隐约可见儒家思想所派生的脉络。我们认为,武训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它是集中了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的重要优     

论儒家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意义——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中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习得性或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于"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于我们今天寻求"可久、可大"的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其二,儒家思想注重追求"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     

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

<正>一、引言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化教化为导向,以正己正人为途径。这对于现代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众多流派中影响最为深远,底蕴最为深厚,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精神财富。在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之上,以创新的理念吸收儒家思想之中的精髓,对于我们建设社     

先秦儒士的乐观精神与责任感

<正>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以一种无可遏止的力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情感和心理深处,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潜意识,这应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了。今天,我们对这种力量进行细致深刻的反省,从而全面认识它的价值所在,进而更准确地认识我们自身,当是不无意义的。儒家思想的代表者是以冷静的乐观精神和崇高的责任感作为其精神支柱(即人生观)而生存的,并且他们又以此凝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士人格。随后,这些精神产品又以一种积淀的文化形态出现,成为感染并最终塑就整个中华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全部外在面貌和内在性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儒家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研究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儒家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探讨儒家思想文化，将饱经历史考验的儒家文化与中国的实际成功相结合，对于促进当今社会祥和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儒家的和谐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也是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不但要继承和发扬它，而且要赋予它新的时代精神。     

从“礼”与“仁”看孔子的艺术精神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他的学说充满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精神和承担责任的忧患意识，并以此奠定了后期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但是，孔子虽然关注于“用世”，却并未忽视“立人”，“用世”和“立人”是他的学说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旦我们开始注意孔子“立人”的这一方面，便会发现他对于人并非只做道德的限定。相反，由于孔子用心于人的自由发展，由于孔子本人就是音乐艺术家，使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艺术与成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他的思想与人生另有富于艺术精神的侧面。孔子的这种艺术精神，汉儒、宋儒都有所忽略。…     

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性改造

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复兴意识的增强、信仰的失落和儒家思想对中国伦理的深刻影响,引发了当今中国的尊孔读经潮和所谓的"儒学复兴"潮。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的关系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学界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说迥然殊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着眼点落在了儒家思想的不同组成部分上。以农本经济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层面上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在政治层面上,不利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在思想文化层面,其思维方式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博爱精神、重视个人修养的道德观念和好学精神,具有普适价值,可以实现其现代转化。研究儒家思想,应当具备世界眼光、全球视野。     

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先秦儒家的孝道及其现代意义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认为孝不仅是指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而且包括精神上尊敬父母。孝是实行仁的根本,由“孝亲”推而广之则是“泛爱众”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并把它推广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札记》等典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孝的阐述。在当前把握并弘扬先秦儒家孝道,对于维护家庭与社会稳定,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具有积极意义。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无恩与有爱——五四启蒙者“父子伦”思想刍议

父子主恩是传统儒家家庭伦理的基本要求,其内涵表现为父慈子孝。在现代西方学理的映照下,基于社会生物主义的视界,五四启蒙者主张父子间无恩而有爱,将恩与爱对立起来。在对恩与爱的一贬一褒的背后潜藏着把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混同的倾向,在深层次上体现了中西伦理的价值冲突与紧张。五四启蒙者的父子伦理主张具有思想的意义,缺乏实践的价值。据常人的视角来看,父之恩施与子之孝报蕴涵有某种平等的精神,报恩、还爱体现了孝的真义,恩与爱是统一的。     

试论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当前在对外传播中面临着缺乏系统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缺乏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文化帝国主义长期威胁、缺少强大硬实力支撑、网络传播媒体飞速发展等挑战,必须尽快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思想传播战略,即构建国家文化传播战略体系,优化儒家思想传播内容、创新儒家思想传播体制,培育传播人才、讲究儒家思想传播策略,推进儒家思想传播主体与渠道多元化,提高儒家思想网络传播水平。     

试论孟子的“民本经济”思想

孟子的经济思想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最具代表性,他主张的民本经济思想中,对于“民”的重要地位的肯定,更能体现孟子及儒家思想中的社会和谐发展、人本位的思想理念。研究孟子的“民本经济”思想,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论利玛窦儒学观的特点

利玛窦儒学观的特点表现为在物质层面上“迎合”儒家文化,同时又在精神层面上不断“会通”儒家文化。他的这种耶儒互动彰显了两种异质文化间的宽容与对话精神。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