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大屠杀与当代民族忧患意识

距今已6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历史记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抚摸曾经的伤痛,铭记历史教训,呼唤永久和平,不仅仅在于必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更重要的是对这段残酷历史进行反思,并从中找到现实启示,这就是:中国必须强大起来,足以使任何外敌望而却步,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中国人民必须增强当代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发奋图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侵华日军对南京"文化大屠杀"述论

日本军国主义 1937年 12月攻占南京后 ,无视国际公法 ,以极大的凶残性与贪婪性 ,对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与文化典籍实施了有计划的疯狂的摧残与劫掠 ,造成了南京历史上一次无法估量与无可挽回的文化浩劫 ,被中外人士称之为对南京的“文化大屠杀”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

抗战胜利后,在主客观条件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和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三个专门调查机构从不同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尽管这一调查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极个别统计数字的可信度也不高,但战后国民政府通过社会调查所获得的大量人证物证揭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同时也在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南京大屠杀与日军的预谋

南京大屠杀与日军的预谋孙宅巍在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中，经战后中国军事法庭认定，被屠杀的中国同胞达３０万人以上。中国人民在这一悲惨事件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屈辱。人们有理由从这一恶性事件的起因中，去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使类似的历史悲剧不再...     

我国转型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及其重建路径——以南京大屠杀教育为例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反人类的种族大屠杀事件。反屠杀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意义在于教育人们以史为鉴,不忘国耻。但我国转型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和途径都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建爱国主义教育路径就显得更为重要。     

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4日,美国驻德大使陶德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密电中披露,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就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1938年1月25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与"广田电报"中记录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关于日军屠杀30万平民的报道的内容完全吻合。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记录的来自加害方和第三方的消息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日军在以占领南京为目标的侵略行动中曾经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若将第三方档案与其他证据(电报、日记、书)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日军从侵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在南京沦陷之前、之后,以及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曾施以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就是说,1937年秋冬,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档案及相关记录揭示并证明,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教育就意味着与犯罪相伴,也注定了日本军人成为罪恶的战争与屠杀机器的必然。"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它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     

南京暴行:日军行为背后的制度安排

"模拟血缘关系"的属性使日本人极易形成集团的集合及等级观。其在军队的表现形式为:内部虐待盛行与为"家庭成员"复仇的现象并存。饱受虐待的士兵在异国他乡往往对外族人表现出加倍的暴虐;"家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因而日本士兵普遍对中国人持歧视和鄙夷的心态;以神话、绝对化、家长化为特征的天皇体制使中间权力相对化,这使得日本各级军官及士兵在战场上常常表现出异常的"主动性"。在上述"制度安排"的综合作用下,在经历了上海血战后,当南京守军拒绝不战而降时,南京暴行也就在所难免。     

日军部署及战略意图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从日军攻击南京的军事部署来看,日军兵分八路攻击南京,其意图显然是想占领中国的首都南京,并将中国精锐部队围歼于南京城下,彻底消灭中国军队的精锐力量。正因为如此,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即展开所谓"扫荡",大肆搜捕并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从战略角度来分析,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打击和削弱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与之签订城下之约,一举彻底解决所谓的"支那事变",对日本来说则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     

日本天皇裕仁与南京大屠杀

裕仁与南京大屠杀有着深刻的联系。他签发的进攻南京的命令 ,彻底改变了南京的命运 ;他特别任命的两名前线军事主将 ,直接指导实施了屠杀行动 ;他完全知道大屠杀的发生 ,采取的却是默认和纵容的态度 ,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 ;他发布的褒奖敕语 ,实际使大屠杀合法化 ,直接导致了大屠杀的升级和扩大 ;他亲自召见大屠杀的三名主犯 ,表现出对大屠杀及刽子手肯定与赞赏的态度     

仇日乎,反日乎--试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

在目睹日军的野蛮暴行之前,传教士们对日军的军纪充满信心,认为日军是一支仁义之师.南京沦陷后,日军烧杀淫掠的疯狂暴行促使传教士们改变对它的态度,但印使在抗议、阻止、揭露日军暴行的时候,传教士们也努力发现日本士兵中表现较好的人与行为.对日本民族与日本人民,他们则一直都持欣赏的态度,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日军的暴虐,而不是日本国或日本人民,那种关于他们反日的指责不足为信.     

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审理与庄严的判决.但是过去史学界对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较多,而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研究不够,甚至重视不够.本文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过程、特点及其重要意义作一阐述,指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具有合法性、严密性、典型性与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其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战俘与平民三十万人以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权威性.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遇难者的考证——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大肆屠杀中国难民和俘虏,即使是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也不例外.多年来,对已遁入南京国际安全区但又遭到杀害的遇难者究竟有多少?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遇难的?诸如此类问题,史学界一直没有深入考证与研究.笔者根据现存的历史资料和编撰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数据库,初步分析了已掌握的南京国际安全区遇难者人数和各种遇难方式,将有记载的国际安全区部分遇难者名录整理出来,并对这些遇难者的性别、年龄、职业进行详实、具体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揭露侵华日军曾在南京国际安全区肆无忌惮迫害中国人民的暴行.     

论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侨民的宣传贡献

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始终留驻南京的二十多名西方侨民,除了忙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工作,奋不顾身地救护中国难民,与失去人性的日军暴行斗争外,还冒险用他们的笔与照相机乃至电影摄影机,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然后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途径,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将这些极其珍贵的材料,送往上海与海外,提供给各国新闻媒体;同时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发表演说,进行社会调查等,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是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市民记忆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 1982年 ,日本教科书事件后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相继建成 ,架通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记忆通道。在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中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 ,两者相互缠绕 ,共存共生。幸存者对大屠杀的史实记忆刻骨铭心 ,而他们的情感记忆更多的则表现为宽容。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创伤记忆理应置换为人类追求和平的宝贵财富。     

战时日本当局在国内是如何封锁南京大屠杀真相的?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抓住战时日本国内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无任何报道、日本广大民众更一无所知大做文章,以此证明南京大屠杀史无其事,乃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编造与中国人民的"虚构"。这当然是本末倒置!本文揭示了战时日本当局在日本国内精心采取的种种措施,千方百计阻止与扼杀对南京大屠杀的任何报道与流传,从而严密封锁了南京大屠杀真相,导致了广大日本民众对这一血腥惨案几乎一无所知。日本右翼势力不能正视甚至掩盖这一历史事实,只能暴露他们的的蛮横无理与别有用心。     

论社科应用研究成果转化

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通过管理中介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不应忽视社科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加快社科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应做好几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完善导向机制;增加对社科应用研究成果的投入;疏通社科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渠道;建立健全社科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评估激励机制;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社科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工作的领导.     

口述史学视角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口述史学作为日益时兴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特的特征,对拓展和加深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它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上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学术成果,且有进一步应用的前景和可能性空间。     

涉及南京大屠杀史在日诉讼五案评析及其启示

10多年来,包括李秀英诉日本政府案在内共有五个涉及南京大屠杀史的诉讼案件在日本审理,其终审结果不尽相同,有胜有败.笔者作为涉案当事人,通过分析和评价这五个诉讼案的起因、实质、审判过程、审判结果,阐释诉讼案本身对于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进而达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维护和平等诸方面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