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趣味教育"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意义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以趣味即美感为逻辑起点,论述了美育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特征,旨在构建真善美相统一的"趣味生活"和理想的人生境界.这一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所倡导的 "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     

梁启超"趣味主义"思想及其对当代旅游的启示

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观提出趣味（即审美）塑造生活康健的人,这与以审美为本质的当代旅游塑造和谐的人有着一致性。他提出的“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趣味有高等和下等之分等论点对当代旅游中忽视旅游文化性和审美性、不能有效满足游客的情感需求和求趣需求、对一线从业人员和旅游者的教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现代审美主义追求

梁启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趣味”的本质、特征以及在人生中的意义,认为“趣味”是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本质特征;梁启超立足于感性生活来理解“趣味”,带有明显的经验痕迹,强调情感、环境对于“趣味”的重要性,在目的与“趣味”的关系上,表现出矛盾的态度。艺术宗教化与人生艺术化的脉络渗透其中,这一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审美主义创建。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不足

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理论作为一种以理想人格塑造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美学建构,从人的自然性切入人的生命本能去探究趣味生发的始源性,驻足于人与他人的关系以阐明趣味的丰富性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性互动,寻绎人与自我的关系以彰显趣味所映现的人与宇宙生机无限的统一性,从而将生命愉悦、人间情韵、宇宙诗心对于趣味人生的建构的有机关联和重要意义揭示出来。从梁启超说"趣"的方式及由此而赋予的"趣"的基本内涵来看,其趣味主义美学思想,对于我们在今天的现代文化语境中深入探讨生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或其他文艺学、美学问题,既富有启迪意义,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文体 地理 趣味——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美学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站在中国封建社会秩序解体、新的社会秩序建立的边缘,以自己敏锐的视角去寻求美、发现美。在文体中,他发现了中西截然不同的美学精神;在地理中,他发现了地域造就人的性情以及性情与美的创造之关系。最终,他找到了真与趣味,津津乐道自然、人生、文学与艺术中所蕴含的真与趣味。他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美学精神,这种美学精神"精深盘郁"、"雄伟博丽",充满趣味,具有冲破旧传统的恢弘气势;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这一新的美学精神能够保存中国传统美学的优雅与华丽。这种梁启超式的情结,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中的一个典型表征。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梁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论梁启超的审美趣味观

梁启超把趣味看成生活的根芽和基本内容,从中反映了梁启超审美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和社会理想。在他的趣味论思想中,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并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更有着自己独到的体悟,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他所谓的趣味,主要是指一种积极的、快乐的、有生意的情怀和充满活力与灵性的审美感受,具有丰满、充盈和富有生机等特点。它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体现了他对人生、对生命的肯定,表现出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生命意识。它以敏锐的感觉器官为基础,需要诱发机缘,表现为内在情感和外在环境的契合,体现超越功利的“无所为”与责任心的统一,并具体论述了获得趣味的三种途径和因势利导的趣味教育。     

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的人生观

梁启超将孔子的"知不可而为"精神与老子的"为而不有"精神视为人们安身立命的重要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责任心与趣味相统一的人生观。他强调人生的愉悦性、责任心、无功利性,指出我们要为生活而生活,勇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知行合一与宠辱不惊的思想不仅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人生观的养成产生重要影响,也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人生启示。     

梁启超与康德"趣味"说之比较

“趣味”在梁启超和康德的美学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本文从趣味的规定、趣味与情感、趣味与目的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他们的“趣味”说,可以发现:梁启超对趣味、情感的理解是经验性的,而康德则强调趣味的先验特征和快感的纯粹性,但在趣味与目的的关系上,他们都持有类似的矛盾态度。实际上,趣味与目的的关系问题只是在形而上学美学的维度之内才能成立。     

破坏主义:梁启超早期的新民策略

梁启超的"破坏主义"主张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再到完全放弃的过程。它的流变与梁启超对于时局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包含有梁氏本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深沉思考。从它的最终旨趣来看,破坏主义所指向的仍是开民智、兴民权等新民主义内容。因之也可说,破坏主义实际上是梁启超早期的一种新民策略。     

以译举政——梁启超译介行为价值取向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通过系统考察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指出他译介西方学术思想,旨在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泽介西方文学作品,旨在表达政见,实现民族救国。他的译介行为鲜明地显露出“以译举政”的价值取向。     

康、梁"蒙养"差异及其对清末学术的不同影响

康、梁——清末思想界两大巨星。以“军功显贵”的名门 ,重气节、主经世、“学富五车”的名师 ,以及在早年就得以沐浴西方文明之光的优厚条件 ,使康有为树立起“王者师”的博大胸怀 ,故而其学“重体”;而“教化儒”的家风和“客家人”的拓荒习性 ,在幼年梁启超的心灵中就栽下了“仁、勤、慧”三根 ,这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主“动”而重“用”。康氏所重之“体”,乃是贯穿于物界与人界的平等大同之境 ;而梁氏所主之“动”,乃是从物之成因的角度讨论人与万物因其“自动”而新新不已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论梁启超文学观念中的杜甫情结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转折时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文学思想与"新文体"倡导实践虽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学主张,但堪称前矛与同路人。梁启超很少推重古代文学家,独对"写实派"杜甫十分推崇,从前期的情不自禁、每每涉及到后期的着力宣传,冠以"情圣"指称,可见梁启超文学思想方面较为清晰的发展路线与道义坚守。论文依据史料,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这方面的内容。     

梁启超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梁启超是近代极具贡献的教育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注重职业教育的实用性、人本性、平等性、社 会性、人文性、趣味性和师资培养。这些思想对当今的职业教育发展仍然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认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时刻关注韩国的政局和国情,发表了多篇关于韩国的文章。梁启超从近代韩国的"亡国"问题入手,批判韩皇、大院君,批判贵族、官吏,谴责日本对近代韩国的强权行为和亲日派的反民族行为,以及称赞爱国志士等。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认识以及他重视自强意识、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精神。     

照照任公留下的人格镜子——梁启超《德育鉴》新序

梁启超提出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对他本人而言有其确定而厚重的文化内涵,这种理解早被他编写进《德育鉴》中。正是该书所容纳的历千百年不衰的道德话语探讨,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调与特色,使得它毋需舶来的独断形态的宗教,而全凭可以靠理性来把握的价值学说,去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和代代相传,就有效地传播了做人的标准,确立了文明的基本纲常。这种过往文明进程的基本支撑力,也正是早期清华国学院神话的真正谜底,更应在今后的历史中被自觉地"接着讲"。     

梁启超与朱光潜美学之比较

近现代中国美学大家中,梁启超"人生生活于趣味"的人生观,朱光潜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二者在理趣上是一致的。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和朱光潜对未来"新文学"的思考在方向上也是一致的。他俩都不偏废文言,而主张以生命情趣为本体,把白话文造就成一种既有文言的凝炼,又有欧思的畅达和谨严的文字。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朱光潜,他们的文学革命都是来自于生命情趣本体的外化,"新文体"和"新文学"都是"人生生活于趣味"和"人生的艺术化"人生观的体现。     

梁启超论教育宗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教育宗旨问题的学者。甲午之战后,他从救亡图存出发,提出了“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的办学方针,强调对改革急需的政治人才的培养。戊戌变法后,高举培养“新民”的大旗,率先对中国近代教育宗旨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五.四”运动后,又提出发展“圆满人格”、“学做现代人”的教育方针,倡导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三达德”教育。他对教育宗旨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大力倡导,突破了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推进了精英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已关注到现代教育的真谛,即人格教育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