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明变,百川竞发--读《蒙文通文集》兼论蒙文通先生的史学成就

<蒙文通文集>共六卷,内容非常广博,许多篇章已经成为20世纪学术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全面介绍<蒙文通文集>,并对其史学成就予以评述,揭示其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崇高地位.     

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重读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

金毓黻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是一部名著,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揭示了该书的撰述经过,分析了作者的写作旨趣,论述了它的成就和不足,认为它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旁搜远绍 集腋成裘——评刘文斌先生《〈晏子春秋〉研究史》

刘文斌《〈晏子春秋〉研究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对《晏子春秋》研究历史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学术史著作。该书的价值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一是视野开阔,体系谨严;二是汇集大量《晏子春秋》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为今后的《晏子春秋》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三是不囿成说,力求创新。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

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历史之本是真实，但近年来，日本右翼大肆鼓吹“大东亚战争史观”，其历史教科书更是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造成恶劣影响。为此，有正义感的中、日、韩三国学者和教师历经三年共同编纂了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并在三国同时出版。6月9日，在中国社科院报告厅举行的该书中文版首发式上，该书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高师《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近现代史》交叉渗透及调整

高师《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互为独立 ,内容彼此没有多大联系 ,核心内容是按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线来选择和布局的 ,没有很好地考虑一般院校和师范院校存在的差别。改革的思路是在原来两门课的基础上 ,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发展为主线 ,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教学内容进行交叉与渗透 ,力争使二者融合为一 ,逐渐成为一门新的《近代史》。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分期与“近世”问题——日本东洋史学的理论探索及其价值

19世纪末日本的那珂通世最先以“上世/中世/近世”的西洋式历史分期法来撰写中国通史,接着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并进行论述,后来宫崎市定予以继承和发展,且将“近世”与西洋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应、相比较,遂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亦即所谓“东洋史”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上古/中古/近古”与“上世/中世/近世”之间、“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逐渐明晰,“近世”的内涵逐渐得到确定和确认。“近世”既是“中世”后的时代,也是“前近代”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这样的“近世”不仅是东方史的分期术语,也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历史性质的判断用词。“近世”论以及“上世/中世/近世”分期法,打破了以往以改朝换代为线索的史撰模式,将东洋史纳入了世界史体系,又颠覆了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只有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历史这一刻板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史学理论价值,不仅对日本东洋学、东洋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20世纪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学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近世通俗文学中的《庄子》解说——以《田舍庄子》为例

中国古代经典《庄子》曾远播日本,并形成跨领域、多形式的《庄子》诠释传统,近世通俗文学作品《田舍庄子》即是其代表之一。《田舍庄子》无论在思想主旨还是在文学表现方法上,都以《庄子》思想为基础,由此展开其对《庄子》的独特解说。作者佚斋樗山从"造化"这一概念入手来把握《庄子》,将其主旨理解为"任造化"而"安职分",并以此为核心阐发了"至乐"的快乐观和"无心而自然应之"的技艺观。这些解说大体符合《庄子》原意,但也有所改造。佚斋认为庄子是"圣门之别派",试图化庄为儒,这在中国本土有其思想渊源,不过,其实质却走向了引儒合庄。     

《辽史·世表》史源考

《辽史·世表》是探究契丹族源的重要史料,今人所见之《辽史》为元人作品,由于其成书仓促,错误讹漏较多,当时修史时所参引的资料如耶律俨之《实录》、陈大任之《辽史》,今天均无法得见。因此对《辽史》中史料史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理清根源,才能对契丹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辽史·世表》史源考

《辽史·世表》是探究契丹族源的重要史料,今人所见之《辽史》为元人作品,由于其成书仓促,错误讹漏较多,当时修史时所参引的资料如耶律俨之《实录》、陈大任之《辽史》,今天均无法得见。因此对《辽史》中史料史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理清根源,才能对契丹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西洋记》词语拾零

明代罗懋登《西洋记》一书中的方俗语词,尤其是江淮方言词语很丰富,值得重视。本文诠释了其中十三条意义难明或易生误解的词语,并纠正了辞书的一些误释。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评王晓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王晓初的近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它以文学现代性为价值维度审视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学演变及其美学品格,建立了一个自足的文学史框架,在写作视点、编撰体例以及文本细读上都有新的突破,是一本有着自己学术特色和价值的文学史著作。     

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回顾与思考

晚清以降,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的中国知识人,共同经历了一段可以名之曰追求"世界知识"的思想旅程,以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为凭借,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带动了"概念变迁".因此,如果可以针对具体的个案开展细密的考察,对于阐释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如何被创造生产,从而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世界的洪流,应可提供另一个角度的认识和理解.     

隐秘历史的现代书写——析张爱玲长篇小说《半生缘》

阅读张爱铃的长篇小说<半生缘>,我们几乎可以忽略小说的背景,而将它当做一部当代作品来看.因为作家恪守了小说中最基本的恒定不变的规则,这让她成为不过时的小说家;她在作品中展示的是超越国界和时间的人类的情感世界,因而她的作品又是一部人类的情爱史.从对这部小说的构思、人物、内心描写以及叙述视角等这些小说元素的考察,我们将会找到这部作品魅力长久的根源.     

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与拓展--世界近代史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对 1 5、1 6世纪至 1 9世纪世界发展演变中那些牵动世界全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和人物进行宏观考察 ,从丰富多彩的史实中勾勒历史从分散向整体发展的基本线索 ,总结经验教训 ,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从“圣之时者”看孟子的人生志趣

"圣之时者"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这一概念既是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的体现,也是孟子对战国时代两种重要价值观念"圣人"与"时"的发展与提炼。孟子崇拜孔子,终其一生追随孔子精神,孔子自然是他心目中最完美、最伟大的与时俱进的圣人。同时,"圣之时者"也是孟子对自身际遇的一种反思与感悟,是他一直渴望却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成为与时俱进的圣人是孟子的理想人生;固守信念,执着理想,以一身"浩然之气"行走于用兵争强、以功利相高的战国乱世却是孟子的现实人生。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志趣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谈思想史的“个人性写作”

葛兆光先生严厉批判了教科书式的思想史写法,提出了思想史的“个人性写作”问题。然而,对“个人性写作”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葛先生却语焉不详,对该问题的讨论不免失之笼统和草率。思想史的“个人性写作”有其特定的来源、内涵和外延,思想史“个人性写作”的科学性和适应性是应该获得阐释的延伸性问题。     

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应构建一个与现有体系有所不同的新的世界近代史体系。钱乘旦提出的"现代化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但是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并且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     

从先锋写作到现代写实--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写作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余华由先锋写作向现代写实的转型,其意义并非在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是先锋文学在危机之中通过向写实靠拢进行的自我救赎,而是标志了以余华为代表的中国先锋作家的初步成熟,他们从西方外来影响下走出来,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写作。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