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移民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

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日趋严重,已成为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全球性难题。而由于非法移民本身的复杂性,如何有效地保护非法移民的基本人权给国际人权法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对非法移民的界定及其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在结合现有保护非法移民基本人权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非法移民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的若干建议。     

国际移民学研究:范畴、框架及意义

国际移民学探索的直接目标,是在合理解读移民行为的基础上,推动移民政策的合法制定,进而达到移民个人或群体在大社会中的和谐生存与发展。国际移民学探求的最终目标,是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共享,全球人的和平共处,共赢共荣;其最基本问题则可以归结为:何时、何人、为何、如何跨国迁移?跨国迁移对迁移者个人、家庭及相关群体、地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国际移民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国际大都市建设中的移民与移民政策———以上海为例

在纳人世界城市体系的过程中,上海通过国际移民和国内人口迁移来实现人力资源聚集促进城市竞争力。但上海的移民结构和移民政策有待调整,需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移民问题。     

拉丁美洲国际移民现状研究

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际移民方向发生逆转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目前该州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向及其数量,对其已经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做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人权的国际保护

二战以后,随着国际人权法的逐步确立,人权的国际保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同时,人权国际保护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为了保证人权国际保护的实施,它不仅要求国际社会普遍合作,从国际层面上采取一定的措施实现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同时也要求缔约国从国内层面上通过履行条约义务保证人权的实施.     

西南边境地区非法移民的产生条件及历史发展

西南边境地区外来同居者多数为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产生的原因与产生的条件不是同一个概念。产生非法移民的基本条件包括移民输入地已经是民族国家,其与移民输出地区或国家之间存在明确的边界线,移民输入地有明确的关于移民的相关法律、法规,外来移民的行为违反了这些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具有违法性。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越、中老的边界尚未正式确定,中缅之间虽然签订了边界条约,但由于出入境管理存在特殊情况,依法认定非法出入境行为并进一步认定西南边境地区是否存在非法移民,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中国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移民法,关于非法移民的研究也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相关立法活动正经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论人权国际保护之界限——以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为视角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权的国际属性日益突现,西方一些学者便以"人权国际保护"为借口主张"主权过时论"、"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本文从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复杂的双重悖论入手,逐步分析两者的关系即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尊重国家主权应当受到各国及国际社会的同等对待,最后针对人权国际保护的界限提出启动人权国际保护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     

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移民政策的影响

以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为例,阐述人口老龄化对国际移民政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不仅带来劳动力的短缺,还带来老年护理需求的增加。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很快,政府应该提前考虑移民的相关问题,并加强对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欧洲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是当今欧洲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但对它的既有研究往往只是在国别的或欧盟的层面上展开,而缺乏国际政治的视角,因此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而另一方面,以往的国际政治研究中也几乎没有将移民问题作为主题。但事实上,国际移民问题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国际政治主题。本文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待欧洲移民问题,既是要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明确的国际政治视角,促进对它的更全面理解,也是为国际政治研究“找回”移民或欧洲移民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本文论述了欧洲历史上的向外移民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塑造性影响,二战后欧洲移民问题的演进以及现状,并从国际政治视角对战后以来的欧洲移民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人权视野

自TRIPS协定生效以来,其确定了以动态贸易保护模式为主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然而,TRIPS协定对知识产权人权性质的忽视严重影响甚至冲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为此国际人权组织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努力和呼吁;但由于诸努力仍停留在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视野之下,故不足以真正建立公正、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惟有清楚地认识到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时代本共同体人权视野下的人权要求,才能构建出符合我国宪政实情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     

国际劳工标准与农民工人权保护

与国际劳工标准相比,我国农民工人权保障在工会组织权利问题、平等就业权问题、集体谈判问题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形成了障碍。因此,完善有关人权和劳工权利方面的法律,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仅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要求的,也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社会条款问题,我们事先作好法律准备所必须的。     

浅析未来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当前,传统的国际法体系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适应性的变革,国际法必将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如: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主权原则将受到更大的冲击;呈现成文法化和刑事化趋势等。     

论人权问题的国际化

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的人类政治生活中,人权问题一直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权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外延从国内管辖之事务走向国际化。人权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权方面的国际宣言、决议、公约的制订和通过,使尊重和保护人权成为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是人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三是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的人权组织。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 要鼓励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并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司法、行政措施贯彻条约的各项规定。但同时又要反对以
人权
为名, 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的行为。     

新劳动合同制度下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探析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为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主体地位的确立、规范的劳动合同的签订、劳动报酬的支付保障等诸多方面的明确规定。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却屡遭侵害,其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仍得不到有效保护,工资拖欠和社会保障两大问题尤为突出。如何真正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他们摆脱困境,更好地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本文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保护

联合国建立以后,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文件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作出规定,但这些国际文件都不能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向重视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国家在不违背国际义务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实际,在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对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作了具体规定,使我国少数民族的人权得到真正保障。     

国家安全观与国际法：发展、挑战与回应

为了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一些国家及国际组织先后提出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人类安全等安全理论，这些安全观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新干涉主义”、“新帝国主义”等安全理论与实践，极大地破坏和动摇了当前国际安全体系的基本准则。必须改革和完善国际安全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倡导一种“以发展为中心”的可持续安全观。     

论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冲突的解决

在阐述冲突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善意地解释和实施WTO规定,并考虑相关的国际人权法以及例外规定的援引,将足以协调WTO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冲突。在国际人权法和WTO协定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罕见情况下,专家组应裁定国际人权法对WTO法没有直接的效力,因为专家组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增加或减损“适用协定”的裁决,而应该由国家来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一国采取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措施,尽管不能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得到制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将免除在其他法律制度下的责任;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获取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个法庭中被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平衡。     

人权理念对国际法价值取向的人本化改造

人权理念对现代国际法价值取向进行着人本化的改造.现代国际法汲取人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回应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民主化的潮流,在基本理念、根本原则、具体规则及主要制度等各个层面发生了人本化取向的转变.承认人之尊严与价值、国际合作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代表着国际法治进步的方向,是"人类一家"理想的最新实践.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关系辨析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颇具争论。实际上 ,人权不仅具有国内性质 ,而且具有国际性质 ,因此需要通过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渠道来加以保护。人权的国内保护和国际保护是相互制约和相互配合的 ,任何试图割裂二者关系的做法都可能损害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国家的主权。正确认识二者的辨证关系 ,有助于积极承担国际人权条约义务 ,对人权实施有效的保护 ,促进国内民主法制建设 ;同时也有助于坚持国家主权原则 ,反对一切霸权主义     

论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冲突的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善意地解释和实施WTO规定,并考虑相关的国际人权法以及例外规定的援引,将足以协调WTO法和国际人权法律制度。在国际人权法和WTO协定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罕见情况下,专家组应裁定国际人权法对WTO法没有直接的效力,因为专家组不能作出任何可能增加或减损“适用协定”的裁决,而应该由国家来解决WTO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一国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措施,尽管不能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得到制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将免除在其他法律制度下的责任。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获取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个法庭中被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