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界定研究

正当防卫的界限游离于"正当"与"过当"之间,缺乏清晰的界定,是法律上存在的一个较大的空白点。刑法理论界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界定莫衷一是,司法实践中在涉及防卫行为限度的判定时也常常难以准确把握。文章在阐述正当防卫与过当防卫界限的基础上,深层次发掘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难以判定的原因,有针对性地从司法、立法等层面改变"结果唯一论"。结合防卫行为限度的适当性要求,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认定的条件进行综合性考虑与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建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机制、司法审判时排除行政干扰等建议,为正确使用正当防卫制度、公正处理案件奠定法理基础。     

社会转型中的正当防卫界限

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在犯罪论体系中逻辑错位、在司法实践中缺位与越位的现象凸显。其诸多弊端的根源在于漠视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转型的实践。重构现行正当防卫界限,从法益衡量说走向社会相当性说,从正面要件界定走向负面清单甄选,有利于保障人权,实现防卫善治。     

正当防卫之"必要"

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既是理论界研究比较薄弱也是实务界比较困惑的问题.正当防卫的"限度"判定,关键问题是要确定防卫行为是否正当,在此基础上建立防卫行为评价标准并确定防卫行为"必要性"的原则;应该结合防卫行为发生的主体条件、现场条件,综合侵害行为的情形和侵害相对人主观因素,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认定.     

以法治的名义——评《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

借助民族国家的研究进路和复线式的历史叙事模式,中国在建构东方族群式民族国家图景愈发清晰的同时,国家强力的压制性特征使个人自由的取得遭受限制。问题在于,对重构民族国家并进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言,一个宏大而具体的现代化计划的落实尤为必要。于是法治作为改革的工具,成为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而法治自身的价值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削损。作为刑事领域彰显法治精神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价值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要想真正落实法治和罪刑法定,除了做到严格解释刑法规则之外,更重要的是构建权威的宪政秩序和精致的法治运作体制,有效提升刑法保护法益和保障个体自由的认识。唯此,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自由才能成为刑事领域的价值核心。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权利的归属和处分特征为标准,权利划分为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主见权和私权利三种。在此基础上,民主划分为政治民主和直接民主,法治划分为依法治国和人民自治。民主解决的是法律意志问题,法治解决的是权利界限和民主效果问题,形成“决定”与“办理”的关系。因为政治民主的间接性,社会民众要高度认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以私权利为契机来关心国家政治,实现政治和谐、秩序和谐及民主法治主观体验和谐。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警察权的规制：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理论判断与立法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价值与法律实效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治安管理立法的研究,不能脱离"自由"、"秩序"与"警察权"等主题的理论解释与价值判断,与其相对应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秩序"与"治安管理处罚"等概念构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本框架。这些概念的内涵并非是先定且一成不变的,受到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家法治水平、公民权利意识以及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实践的影响和制约。《治安管理处罚法》法律价值的设定与立法技术的改进应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理论指导和治安管理实践的经验反思之上,寻求"自由与秩序"、"警察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之间关系的平衡,实现对警察权的合理规制,提高国家法治水平和社会治安的治理能力。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以现代性改造传统社会,通过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以实现现代化,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在创造性破坏中瓦解不合时宜的旧秩序,在适应性中融入寻找中华文明的新动力,在创新性变革中探索国家发展的新道路,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逻辑。21世纪,中国依然需要继续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践行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构建本土化的知识体系,通过系统创新克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最终走出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人类文明新道路。中国能否在这些方面做出创造性探索,将在基本面上决定自己的未来。     

论外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

考察外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对于研究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中，防卫行为须具有必要性与相当性就是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根据不同的防卫种类，规定不同的限度条件。例如，美国刑法把正当防卫分为四类。即:自身防卫、防卫他人、防卫财产和执法防卫，并针对不 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防卫限度。     

对正当防卫主观条件的反思--从一则案例谈起

保护"非法利益"的防卫行为能否构成正当防卫,这一问题不仅在犯罪客体复杂性的视角上有厘清之必要,而且即使就单纯的保护"非法利益"的防卫行为而言,也可以构成正当防卫.通过对正当防卫的法条、相关理论、实质、立法价值取向以及正当性标准的剖析,对正当防卫主观条件的传统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挑战.     

霍布斯政治合法性思想探析

霍布斯从抽象的人性原则和人类的理性与经验出发,阐释了国家的起源及其合法性基础,即人们自己通过缔约建立“国家”,但人们所缔之约是“带剑”的契约。为保障政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霍布斯主张给予主权者超越于法律和臣民之上的权力。同时他也主张为个人的自由留下空间：一是在“法律沉默下”的自由,二是自我防卫的自由;并规定了主权者的义务：保卫人民的安全是其根本义务,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如此,霍布斯游弋于极权与自由的两极之间,耕耘一生也没有找到突破口,从而留给我们一个充满悖论又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体系。     

社会治理刑罚化的问题与症结

社会治理刑罚化是指刑罚权在社会治理进程中日益扩张与加重趋势,其问题症结在于错用社会控制论。具体表现为,社会治理理念的症结：强化刑罚工具主义,削弱刑罚人本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症结：注重外在刑罚制裁,轻视内心道德约束;社会治理主体的症结：国家刑罚控制过多,社会公众参与不足。由此导致刑法价值理念存有偏差、刑法正性机能弱化、犯罪预防效果不彰。无疑,社会治理刑罚化不利于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进程,必须予以深刻反省与长久审思。     

近代中国农会立法之演进及其乡村治理之价值判断

在近代中国,农会是农民组织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形式.近代农会立法演进的历程,彰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结社自由与自治管理权的肯定和推动.历代政府主导的有序变革经验表明,可以试图通过农会立法有效笼络乡村精英实现乡村治理,达到管控与自治机制相结合而良性互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强调以法治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考虑经济与社会如何实现协调共进的问题。市场经济法治原本就应与社会治理创新相生相伴,不应忽视社会治理创新需求而单纯追求经济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专注于追求GDP增长,严重忽视了社会治理创新,衍生了大量社会问题,进而阻滞了经济发展。当下最为关键的是,结合社会治理创新在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理念方面的新要求,审视中国市场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结合中国对市场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确立扩展公民自由、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众参与能力、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县域治理

回溯县域治理的横向历史进程维度,结合当前的县政改革实践路径,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对其具备了较强的解释力.面对急遽变革的现代转型社情,县域治理的构成要素趋向多元化,在聚合关联要素行动的同时,通过形塑诸多子系统的价值回归,为县域治理提供了稳定的文化生态支撑.在治理理念关照下的县域改革,通过耦合治理要素所形成的新平衡,正视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建构县域治理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能够满足新发展理念下基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依法治国的法哲学价值初探

法历来以社会正义、秩序、自由以及效益为其基本价值追求.我国当前正在实行以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理想的实现,其实质就是法的价值被不断实现的过程.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价值目标具体体现为追求正义的实现,良好的秩序,自由与人权的真正保障以及在正义的前提下追求效益(效率).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论公司治理视角下公司社会责任的构建

在社会责任渐趋成为约束公司行为的背景下，将社会责任融入到公司治理的理念之中并以其作为衡量公司治理优劣的标准，已成为国际上众多公司共同追求的目标。由于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及现实国情不同，在我国发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功能并将其付诸实施，必须是在政府主导之下有目的地进行．并将所构建的相关制度通过立法程序分步骤地落实在实在法层面。     

刑法机能本体概说

刑法机能是刑法在其运行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和固有作用。刑法的规制机能是指刑法评价人之行为以及决定人之行动意思的机能,包括对社会一般人的规制和对司法裁判人员的规制两方面的内容。法益保护机能指刑法通过惩罚犯罪保护社会生活中各种重要利益,进而维持社会秩序的机能,包括保护法益和维持社会秩序两方面的内容。人权保障机能指刑法所具有的防止国家滥用刑罚权、维护公民的自由不受非法剥夺的机能,包括制约国家刑罚权与保障公民自由两方面内容。     

地方社会治理的“三个平衡”及其实践指向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社会治理应当达成三个一脉相承的动态平衡：第一个平衡是最基本的,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序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序性与局部无序性的动态平衡;第二个平衡建立在第一个动态平衡之上,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效性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效性与局部无效性的动态平衡;第三个平衡则建立在前两个动态平衡之上,即达成地方治理整体有序性与整体有效性的动态平衡,它也是地方治理中最高层次的动态平衡。地方社会治理中的“三个平衡”,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