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     

清代前中期船户保甲管理研究——以江西为例

雍正年间,清廷以陆路保甲制度为基础,吸收了清初差务船只管理的部分内容,在内陆省份设置水上保甲制度,其基本原则为船只编号、发给印票、互相保结,并将船户和渔户分别管理。这一制度在乾隆年间得到广泛推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水上交通日益繁荣,跨省区的经贸往来逐渐频繁,内陆船只的巨大流动性与连船编甲之间的矛盾逐渐体现。江西地方官员因地制宜,不断调整船户保甲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依靠船行、埠头、塘汛等实现对船户的共同管理。嘉庆时期开始,江西地方继续实践船户保甲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大力引入河保、巡河委员进行治安管理,但官方文件中已逐步减少对建设船户保甲体系的强调,民间力量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功能的失效,为之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清中叶贵州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新探——以乾嘉刑科题本为中心

乡约、保甲、土官三个系统,是清中叶贵州主要的地方社会职役,命案报案主要由其承担,尤以乡约为主。乡约设置具有广泛性,但是未设乡约之地也为数不少。乡约负责报案,时人所知。刑科题本记载报案者还有多种用语,如约邻、保邻。乡约所在社区居民或称里民,或称甲民,意为官府的编户齐民。贵州苗人分为熟苗与生苗,熟苗区也纳入乡约的治理。乡约、头人位于知县与民户中间,需要处理好与二者的关系。乡约是官府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依靠力量。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初探晚清重庆消防管理及其变化——以光绪二十年火灾灾后管理为视角

本文通过《巴县档案》一则特大火灾及灾后管理的记载,从灾后管理的三个方面,即救济、增大消防管理力度和管理机制的变化,试探晚清重庆消防管理及其变化,认为水会局的设立成为了民众参与的面向整个社会服务的公共消防组织,标志着城市消防等公共事务管理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地方精英与清末宪政——晚清江苏省咨议局研究

预备立宪是清政府面临国内外压力下所采取的积极行动.晚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地方精英成为推动预备立宪开启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江苏地方精英在江苏咨议局的筹备、选举和开办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和地方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当选江苏咨议局议员的人尽为地方各界精英,他们在本省内进行了地方的政治和社会革新,并发起了全国的开国会请愿运动.在这一时期,由于清廷一系列铸成大错的举措,得罪了地方精英及其背后的支持力量,最终促使其转向支持革命,结束了清廷的统治.     

晚清州县委员与官僚行政——以巴县为例

有清一代,地方督抚大员因特定事务临时差遣的办事人员称为委员,"事竣则裁"。咸同以后,州县各类型公局机构大量兴起,委员出现了"任期化"的趋势。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南部档案》等州县档案资料的梳理,详细考察州县委员的职位、薪水及委员的承充、卸任过程,并对州县行政事务中委员的职责、委员与州县官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清政府通过差遣委员,为候补官员提供了就职的"岗位",有助于州县新增行政事务的运行,更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皇权下县"。     

厘金与晚清财政变革——以湖北为例

本文以咸同年间湖北的厘金制度、厘金收入为考察对象,运用档案等相关史料,对湖北厘金制度的起源、演变进行考证辨析,统计咸同年间湖北历年的厘金收入。并对湖北厘金由应急的临时税转变为经制化正常税的过程进行探讨,认为厘金的经制化固然是官文等地方强势督抚力争的结果,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同治年间中央财政对厘金的依赖程度已远超地方财政。其后镇压捻军、回民起义、收复新疆、兴办洋务、创建海军乃至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诸事不断,国家财政开支总体而言有增无减,清廷欲回复至太平军兴前以农业税为主、中央财权高度集中的祖制,无异于痴人说梦,使厘金经制化,提高国用款在厘金开支中的比重,成为唯一可行之道。     

如何打造传媒软实力——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为例

传媒软实力是传媒企业的公信力、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感、传媒品牌影响的传播力、传媒企业文化的建设力等。文章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为例,分析了打造传媒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

文学中的区域因素是指文学中的区域文化特色,是文学创作过程中区域文化因素作用的产物,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控制程度以及文化发展选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文学和区域文学是其典型代表。当代区域文学研究应该从行政区划的现实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固有的规律。这既可以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也为文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重庆文学因其行政区划的几经变迁,成为中国当代区域文学研究的典型个案。     

善堂与晚清民初江南地方社会变迁——以川沙至元堂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至元堂成为新式团体活动中心,兼任其他团体职务的善堂管理者及其后辈在地方社会中大放异彩.随着各类新式团体的成立,慈善组织的一枝独秀被林立的团体所取代.新式团体成立后地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由衙门和地方实力派人物间的单线联系,变成各团体间合作和摩擦并存.慈善组织势力减弱、地方团体林立与教育机关实力大增是清末民初的普遍趋势,这成为当时地方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基于程序的清代地方救灾结构分析——以晋东南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救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已经形成了一套包括报灾、勘灾、审户、赈济等环节的较为完善的救灾程序,这些制度保证了救灾的规范有序和行之有效。从晋东南方志记录的情况来看,虽然程序的规范对于提高救灾水平和防止腐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同时,机械、刻板的程序也影响救灾的效率,对此,地方官员在救灾实践中不拘成法,因地制宜地积极应对,在程序与效率中寻找动态的平衡。此外,面对灾害,政府部门常常难以作出迅速的反应,这里既有政治生态的问题,同时也存在通讯交通不畅及其它复杂的情势,但归根结底关键是人的问题。救灾实践证明,若能做到防患未然则胜于亡羊补牢。     

张力与合力:晚清两司处理州县小民越讼的复杂态度——以樊增祥及其《樊山政书》为例

州县词讼审判及其司法实践是近年历史学和法学研究的热点.大量研究成果及其主要分歧,大体围绕是依法审判还是依情调处展开.不同于学界情与法的论争,我们重在打通清代按察使司、布政使司等省级司法主体与州县自理词讼的关联.具体以晚清地方典型官僚樊增祥及其《樊山政书》为中心,阐发清代两司在处理州县小民越讼事件时,所呈现的较为复杂的整体态度.一方面对州县官员因循迟延以致大量积案深刻洞悉,另一方面又对小民扰乱行政程序的越讼行为表示明确反感,彼此之间作用力方向相反,形成明显的张力.同时,又由于两者作用力大小不同,对越讼的少有受理和严厉申斥就成为两司在处理此类事件的必然结果.张力与合力,即是清代两司处理州县小民越讼的复杂态度,其中张力是过程,合力是结果,而对动态过程的重点摹绘和探析,也正是历史研究的旨趣所在.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啯噜与地方社会的治理——以重庆为例

清代中前期,大量移民进入四川,啯噜成为影响地方稳定的一大因素。本文以"巴县档案"为材料,分析啯噜的身份构成、犯案特点、组织特征及政府与民间的应对,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清代地方社会治理失效的原因,认为清政府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缺失,是造成啯噜泛滥的根本原因。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清末新政以及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不仅导致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且引发了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先后出现了团练局、同姓联宗、“同盟会”等乡村联盟.这些不同形式的乡村联盟,在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家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下,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近代证券市场与西部发展的关联：以重庆为例

近代重庆证券交易所是西部唯一的证券市场,它的建立既是西部金融近代化的反映,更是西部经济开发的重要体现。在抗战之前的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既是政府发行公债解决财政赤字的结果,也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经济、金融发展的产物。而战时对于重庆证券市场的恢复与建立的种种论争,则是大后方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是西部开发的真实写照。在认识上,推动了中国华商证券市场从以政府公债为主体的财政证券市场向以企业股票、债券为主体的产业证券市场的转变,昭示了战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     

浅论20世纪初期侨批局的经营制度创新——以侨批局和银行的关系为例

侨批局是存在于独特历史条件和特殊地域之中的一种以侨民汇款和信邮为主要业务的民营企业形式。侨批局在面对银行业对其侨汇业务的冲击时,积极对自身早期经营制度进行大胆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经营制度的弊端,使其更加富有竞争力,因而银行同侨批局的关系由竞争走向合作。通过侨批局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民营经济并不一定要彻底转换成西方的经营模式,只要从自身情况出发,因地制宜,自主创新,就能建立适合本国国情和企业自身的经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