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与重塑：村民环境集体共治何以可能？——基于柳州市L村的调查

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通过外部力量的嵌入和内部社会网络的重塑以实现环境集体共治。对柳州市L村的研究发现：嵌入现代管理制度，为村庄环境集体共治确立基本规则；嵌入党政资源，为村庄环境集体共治提供政治基础；重塑农村社会网络，激活环境集体共治的信任、合作和约束文化。L村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用于推广的局限性在于样板典型未必适合脱贫村，没有为邻村交接处的环境整治积累经验，环境治理成绩转化为乡村的内生文化动力的情况不理想。L村村民参与状况凸显了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着现代性困境，以及农村环境治理主体性不足。     

云南文化发展的动力分析

云南文化的发展有内源型和外源型两种动力，内源型动力主要来自云南传统农业文明模式的失范、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文化自觉层面与自在层面的张力三个方面；外源型动力主要来自外来强势文化的牵引与整合、国家经济投入与政策导向两个方面。     

社会多元参与下的农村自组织建设与社区发展——对大里薛村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大里薛村的个案研究,探讨此村庄自组织发展的多元动力机制:以政府政策的形式来自上面,通过各种外部人员及公私机构的活动来自外部,村民基于利益需求的组织动力来自下面。并分析了村庄发育发展起来的自组织与村庄社区发展的关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逻辑表征——以甘肃省W村为例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以合作社为依托的集体经济,而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涵盖了发展决策主导化、发展过程本地化以及发展收益普惠化。以甘肃省W村发展的个案经验为例,着重分析村庄精英和政府行为在置于熟人场域下对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实践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是村庄精英和政府行为的双重运作有助于资源重构、主体意识增强和地方认同;二是集体经济作用形式的交替演变可以有效缓解由村内成员高度异质性造成的发展难题,进而增强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柔韧性;三是以产业主导的实体经济是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有机载体,有助于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和重塑村庄产业形态。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产业帮扶类型与成效——以鄂西南少数民族自治州脱贫村产业帮扶为例

产业帮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本文借用社会结构与激励约束相容理论,分析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村政府主导、公司主导、中农主导三种产业帮扶类型的运作过程、产业效果与发展困境。从实践来看,三种产业帮扶模式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取得部分激励相容,但同时存在不同程度的代理困境与发展短板。其中,政府主导型具有普惠性强、资源充沛等优势,但易陷入行政约束短缺与政策激励失效之困境;公司主导型具有产业发展灵活、高效等优势,但易因经济逐利性引发剩余索取权之困境;中农主导型内嵌于村庄自然环境与文化基础,具有较强的内生动力与长远的发展空间,但存在市场激励不足、政策资源过少、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困境。实现多元产业帮扶模式的协调发展,还须以推动约束机制向激励机制转化为抓手,持续克减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作用,激发政策支持、市场效率等因素的激励效用,促使三种产业帮扶模式在主体博弈中实现激励相容,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帮扶在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重要作用。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原因分析与后果呈现

后税费时期,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农业型村庄中,不得罪人、缺乏原则性的“老好人”成为村治的主体。税费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带来的系列后果,如村庄治理权力弱化、村庄集体资源匮乏等,成为理解“老好人”治村得以出现的制度层面原因;另一方面,“老好人”治村现象的出现与村庄社会变迁以及村庄内生型力量彰显有关。“老好人”治村是上述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导致村级组织悬浮、基层矛盾凝聚、村庄秩序瓦解等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声望资本：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的一个解释视角

对皖北Y村的调查显示,获得声望资本是村庄能人“当村干部”的内生动力。声望是稀缺的象征符号资源,对声望的追求源于人们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理需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样态,声望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并扩展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运用“文化网络-公共身份-声望资本”分析框架,阐释村集体经济“空白村”和人口严重流失的“空心村”,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文化网络为声望资本的生产、累积和展示提供了载体平台,村庄能人深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具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要。公共身份是声望资本生成的重要机制,担任村干部,便获得了由国家和村民双重承认的“公共身份证”,可为村庄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位置资源”,有利于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大影响力,提升社会地位。声望追求能够强化村干部的公共属性,为乡村发展与治理提供持续动力。     

新型农村社区依附性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以河南省Z村新社区为例

在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形成独具特色的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但是其中浮现出的新问题却不容忽视。基于Z村新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尽管新社区建设取得成功,但仍存在农户生计方式不易转变、社区发展外部依附性过强、村庄管理出现"二元结构"、村庄发展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应从转变社区发展理念、推动农户生计方式转变、增强社区内生发展动力、优化新社区和老村资源配置等方面推动Z村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的缺位与行政再造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出现新一轮村治主体缺位困境,表现为“无人治村”和“治村无方”的难题,潜藏着多层面的治理危机。在村庄内生乏力的情况下,行政供给思路具有可行性,但要解决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对接的问题。洋县的选派干部制度在行政选拔和行政输入之间插入村主职干部助理环节,通过松紧有度的筛选机制、通才导向的培养机制、因能而异的流动机制建立了以组织培养为前提的村治主体再造办法。村庄社会结构的弱化和裂化、群众路线中的规则嵌入、扩大的熟人社会与关系嵌入三者共同保证了选派干部与村庄社会的有效对接。通过调动村庄内生资源、优化干群关系、改变治理方式、转换治理目标,选派干部在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制度的后续运行需要保证村主职干部助理的锻炼学习力度、提高产业发展的规划研判力度、强化县乡政府的统筹协调力度。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的运行机制研究

“村民自建”是农村公共建设的一项有效机制.通过对安徽省南陵县“三会四自一平台”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组建村民议事会、项目理事会及项目监事会的基础上,实行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建立多元化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与行动力.在这一“村民自建”的农村公共建设机制中,协作、激励与公共参与是其内在的核心运行机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机制,重建村庄共同体,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民主边缘上的创新——对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的考察

村民自治的行政化倾向导致了农民对村委会的认同度呈下降趋势。邛崃市新村发展议事会的创设则有效提高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扭转了村级自治组织不能充分自治的局面,农民的制度化参与对改善农村治理结构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农村的长治久安和均衡发展。     

大学生村官创业问题研究——基于衢州市七里乡的观察

大学生村官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是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骨干力量,大学生村官创业为村民增收致富提供了途径。以衢州市柯城区七里乡大学生村官创业的实地调研为基础,通过了解七里乡大学生村官创业的基本情况,揭示了大学生村官创业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通过深入分析问题的主要成因,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     

村干部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探论

村干部是农村经济政治最底层最具体的管理者,其管理效率往往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大多数村干部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问题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建立一套村干部业绩评估体系,并以此与村干部经济利益挂钩,将对村干部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实施方案,是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途径。将参与式治理理论引介到“零污染”村庄治理场域之中,并以浙江省D村作为“零污染”村庄治理的典型案例,尝试探索“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 当前“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表现为,认同支持是基础、主体赋权是关键、协商合作是保障、自治共享是目标。在此基础上,应用斯托克的CLEAR模型可以将“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提炼为村民群众能够做（Can to）、自愿做（Like to）、使能够做（Enabled to）、被邀请做（Asked to）以及作为回应去做（Responded to）,以此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农村低保三级评议制度及其实施中的偏差治理——以G省K乡为例

实地调查发现,农村低保制度在乡村现行治理结构下出现失效现象。而其根源在于乡镇和村组织之间的实施监督关系变异为乡镇和村之间的合作共议关系,导致低保三级评议制度实施中出现种种偏差,如将低保享受资格作为＂惩罚＂工具,将低保指标作为工作顺利开展的＂抚慰＂、＂公关＂手段等。其深层原因包括村级组织受到乡镇干涉而难以实现独立评议,乡镇监督实际上成为乡镇和村两级组织的＂合议＂,以及县一级组织监督的实质性缺失等。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构乡镇和村组织间的制度理性,强化监督,促进村民在评议中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