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评价研究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加强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研究有利于降低风险和提高成功率。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新增营商环境因素，指标设计上考虑基础设施承包工程的特点，构建了包含6个环境因素、33个指标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对熵权法结果进行了Spearman检验和对国别环境综合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环境和经济环境是"一带一路"沿线工程承包重要的国别选择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工程承包环境差异显著，分布很不平衡，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环境较好，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区域次之，东亚、中亚和独联体地区较差；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环境评综合价值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好、较好、较差和差。研究结论不仅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国别选择的经验证据，同时为积极落实我国"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研究——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挑战与应对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生命威胁的同时,对全球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亦不容小觑。我国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遭遇了外部环境收紧和疫情叠加的双重约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者,如何审视新冠疫情冲击下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背景出发,分析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临的新挑战,在立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判定之上进一步提出应对之策。研究认为,疫情直接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全球经贸活动受限影响了"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度和节奏,但是相关基本判定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动摇。因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把握多元目标的逻辑自洽性和一致性基础上,还需要意识到实施过程的长期性、反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平常心对待主客观认识的变化和修正。基于上述重要判定,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接,在现有的规则和多边贸易协定基础上,融合和对接有助于"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和措施。第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对接"情况下,充分利用"个体"合作的重要性和突破作用。可考虑通过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强化中国与自贸协定国的经贸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积极开拓双边市场的重要动力,利用示范性合作和收获性成果撬动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三,借助已有的价值链体系优势和制造业产能优势,从地区和产业维度对沿线国家制定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区域价值链布局策略。建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强化以价值链构建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平台,构造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价值链体系,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第四,抓住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挖掘疫情后信息网络、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产业合作新空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成为倡议的重点之一。运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一带一路"沿线35个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的驱动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总体呈现"W型"的时序变化特征,以及"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的区域差异特征;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开放程度具有负向溢出效应。因此,应该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加强国家之间新能源和技术的合作,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引进绿色投资,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     

东盟青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与建议——基于对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青年的调查

沿线国家青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与建议对推进项目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4国青年干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与建议开展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学员来华前对倡议没有任何了解,但经过学习交流后有了一定的认识并给予高度认可,认为尽管"一带一路"建设会面临很多困难与风险,但前景是光明的;学员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其国家带来大量投资,首要合作领域是基础设施,需要大力发展的产业是高铁,能带来最大帮助的因素是"中国作为沿线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学员建议"一带一路"建设要在沿线国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确保沿线国家和人民都能受益,努力克服语言障碍,防范社会安全、劳工冲突、项目收益等风险,重视保护当地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     

恐怖主义风险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步入扎实推进的实施阶段,居于沿线国家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首的恐怖主义风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作为全球恐怖袭击活动的高发地带,近年来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降低沿线国家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应着力提升中国政府的反恐能力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与沿线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全面构建应对恐怖主义风险的防控保障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改善了沿线国家网络基础设施水平吗——基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考察

在数字经济的大潮中,科学论证"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网络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效应是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话题.基于2009—2018年的样本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南亚、东南亚国家网络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效应及中间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沿线南亚、东南亚国家网络基础设施水平,且2014—2017年正向影响效应逐年扩大,进一步由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得出加大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沿线南亚、东南亚国家网络基础设施水平的主要途径,而技术溢出效应还未显现.可见,应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致力于"数字丝绸之路"行稳致远.     

FDI、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ARDL模型实证分析

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让世界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无疑给沿线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1995—2014年的面板数据,就FDI、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构建面板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实证结果显示:(1)FDI与碳排放都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具有长期的双向因果关系;(2)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效率在短期具有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也因此抑制了一国的碳排放水平;(3)能源使用效率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FDI与碳排放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以上结论也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使沿线国家成为"污染避难地",反而有助于沿线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带一路"沿线科技创新效率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阶段DEA和Tobit模型

科技创新和"一带一路"倡议联系紧密并日益影响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和持续发展。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仍面临着创新资源分配不均、创新成果转化不足、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不完善和创新体制机制不够优化等发展困境，这制约着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总体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发展。面对创新驱动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和"一带一路"持续向高质量发展，明确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整体的投入产出效率，探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的环境因素，以及如何提升"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引起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此，文章基于三阶段数据包络（DEA）模型，根据2012-2016面板数据，在充分考虑了创新成果转化的时滞效应条件下，探究了剔除外部环境影响后我国"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的真实科技创新效率，同时利用Tobit模型检验了科技创新主体（高技术企业、政府）、劳动者素质、金融支持和创业水平、科技创新政策等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既具有有效性的一面，又存在不充分、不均衡和不稳定的一面。首先，"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具有空间差异性，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四大板块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差异明显，整体上呈东高西低。其次，"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具有时间动态变化性，五年间综合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四大板块之间综合效率的差距逐年减小。最后，经过Tobit回归模型对科技创新综合效率的影响分析表明，政府支持力度、劳动者素质和金融环境对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科研经费支出强度、"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和创业水平对科技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据此，认为今后可以从合理调配科技创新资源、培育高质量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从而有效提高"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     

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

"一带一路"是新的亚欧区域合作框架,在该战略推进实施中,沿线大多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改造项目投资需求巨大,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投融资创新点是多元筹资与运用PPP模式.由于沿线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不同,PPP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应用存在投资回报率低、投资环境复杂、风险大等问题.本文分析PPP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从我国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角度出发,提出构筑"一带一路"下PPP创新模式的对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潜力与方向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对外投资一直是建设中的重点内容。选取2007—2016年10年间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计算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的绩效和潜力。通过计算发现,在倡议提出后,大部分国家OFDI的绩效都在增加,但投资潜力较大的国家只占少数,且欧洲地区国家OFDI的潜力普遍低于亚洲国家。运用东道国GDP、国家风险指数、劳动力占比、技术禀赋四个因素回归分析投资区位的选择,指出中国对不同绩效和引力的国家投资动机不尽相同,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一带一路”东南亚沿线国家投资的劳工风险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但近年来,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劳动用工过程中面临的劳动纠纷逐渐增多,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也不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投资形象。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劳动法律法规、劳工标准和文化风俗等要素视角,探寻影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劳工风险来源,分析中资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主要劳工风险,并根据各类风险的来源、性质,按照投资前的准备阶段和投资后的经营管理阶段,分别从企业层面、政府层面提出劳工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可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基于BP神经网络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但中国在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相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间社会风险敞口也不同。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中的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的BP神经网络，相对准确地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风险水平。通过对数据相对完整的50个沿线国家2010—2017年的风险数据进行评估后发现：在进行测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社会风险属于偏高风险等级，占比为46.0%；仅有东欧地区部分国家以及东亚、东南亚及大洋洲区域内的少数国家的社会风险属于低风险等级；即使处于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国家的社会风险等级也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     

"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贸易差额关系分析

利用2001—201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数据,分全样本和内部6个板块建立面板模型对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差额进行协整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够正向影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和外商投资流入量增加导致相应的贸易差额的扩大,其中,中国与南亚板块之间汇率和贸易差额关系的实证结果与全样本一致,东南亚、西亚和中东欧与全样本有略微差异.基于此,建议在有效调整汇率、优化贸易结构、加大投资合作等方面来夯实"一带一路"倡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随着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大幅增长。深入研究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分布及其成因,是稳妥推进"海上丝路"建设的关键。通过选取"海上丝路"沿线具有代表性的23个国家2008—2016年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量区位分布不均衡、投资强度与风险评级不匹配,并分析由此形成的风险及其成因。为降低中国对"海上丝路"的投资风险,要全面认识东道国的投资风险,积极开拓投资新领域,以提高对外投资的回报和效率,提升对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中小国家要价行为与“一带一路”项目投资风险——以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计划为例

"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多是中小国家,在这些国家进行项目投资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的主要方式之一。但中国的这些投资项目面临着一系列风险,既有研究成果尽管从总体上分析了这些风险图景,但是忽视了参与国对中国施行的要价行为及由此导致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投资损益风险。中小国家总是在中国与其他大国的竞争压力之下进行对外行为选择,同时中小国家本身也具有自主性,能够判断自身的利益和选择实现利益的方式,这为中小国家对中国施行要价行为提供了可能性。要价行为理论认为具有强自主性的中小国家,在大国受到来自其他大国的战略制约时,会对该大国施行要价行为。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政府对东海岸铁路计划体现出的矛盾态度,正是他施行要价行为的表现。要价行为是对中小国家在强自主性和强体系压力之下的外交行为的理论概括,该理论为预判"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项目投资风险提供了参考。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